郭嵩焘还进一步阐述所谓“理”的基本内涵：“是以交涉西洋通商事宜，可以理据，万不可以力争；可以诚信相孚，万不可以虚伪相饰，可以借其力以图自强，万不可恃其强以求一逞。臣尝论西洋要求事件，轻重大小，变幻百端，一据理折衷，无不可了，一战则必不易了。”（注：《郭嵩焘奏稿》第404页。）也就是说，只有主和诚信， 洋务“自强”的目的才有实现的可能。
    由此观之，郭嵩焘的通情、顺势、达理的思维逻辑，体现在其外交主张中就成为讲求以礼、理相待的“诚信外交”思想。他希望能以这一思想顺着近代历史大势，合乎中西各国情与理，争取为洋务自强事业赢得一个和平环境，以达到“控御夷狄”、既能“自处”、又能他处之目的。他指出“与洋人周旋，一以理自处，则视洋人固无足畏者”（注：《郭嵩焘日记》第四卷第21页。），必须“应付得法，使不致有所要挟。……先审度事理，随机以应之”（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2～3页。），从而找到“制御夷彝之道，当使曲在彼……常使理足于我”（注：《郭嵩焘日记》第一卷第218页。）。 根本没有毫无原则地屈膝求和之意。
    正是遵循着这一以礼、理相待的“诚信外交”原则，郭嵩焘作为从受欺挨打而又虚骄自大的中国走出去的第一位公使，他身体力行、不辞劳苦，认真了解、研究西方，努力办好对外交涉。驻英法两年，具体办理了十件实事（注：见熊月之《郭嵩焘出使述略》，载《求索》83年第四期。）：他目睹流寓海外的华侨备受欺凌、得不到祖国保护的惨状，上疏清廷请求设立领事，保护侨民。清政府采纳他的建议，于1878年在新加坡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驻外领事馆，其后又陆续在旧金山、横滨、神户等地设置了领事馆，从而加快了近代中国外交体制的建设进程。此外，在交涉喀什噶尔事件和交涉太古洋行趸船移泊案件中，郭嵩焘多次与英人辩论，并谋求多种外交途径协商解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外国侵略者，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另在交涉厦门渔民被戕案、交涉盐船赔偿案、交涉华工免税案、交涉英船华工案等案件中，郭嵩焘都能据理力争，为维护民族的利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些都是值得人们赞佩的。
    以上可以看出，郭嵩焘的诚信、主和的外交观是他以个人的传统学问作为思想基础，读书观史、审时度势、权衡和战得失而得出的结论。他只想通过这种外交手段能为国家争取到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蓄积其势”，以图国家再度强盛。其主和避战的目的，只是在中国贫弱的历史条件下，为控御夷狄、使曲在彼的权宜之计。这些观点超越了简单排外心理基础上的虚骄蛮战，对于西方列强以及西方历史文明有了某些符合实际的思想认识，在当时有着一定的时代进步性。当然，郭嵩焘的外交观由于对西方列强主观目的的错误判断，他又走到了虚骄蛮战的另一极端，即在西方列强的侵略面前一味地讲究礼、理，以诚信作为诸国交往之本，而忽视了对外来侵略采取反抗斗争手段的重要性，这是错误的。但与投降卖国有别。
    郭嵩焘的诚信、主和的外交思想似乎与李鸿章的委屈求全、以忠信为本的外交主张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无可否认，郭、李身为至交，同为清政府的高级官员，出于同一阶级立场，企图挽救清王朝统治的危亡，创导洋务事业，不愿意与外国发生战争。他们猛烈抨击主战派的虚骄好战，压制、防范人民群众自发起来的反帝斗争，害怕闹出乱子妨碍中外和局。正因为郭、李外交观有着许多相似或相同之处，有些学者以主战或主和作为爱国或卖国的分野，将之一概视为卖国投降外交思想，甚至冠以买办外交家的头衔。这未免过于简单化。
    纵观郭嵩焘一生的思想、经历，可以说：他的外交思想绝不是投降卖国思想，他也不是买办外交官。郭嵩焘称得上是一位有胆略、有见识、肯办事的爱国外交家。他的视个人声名如浮云，勇于为民族的进步而努力的精神，是永远值得后人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