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孙中山救荒思想的理论阐发
    与其被动受灾、救灾，不如主动防灾、治灾，在揭示了近代灾荒产生的原因之后，中山先生认为中国的灾荒是可以预防的。他的标本兼治的救荒思想是与经济发展、人民幸福、社会安定的民主主义理论紧密相连的反封反帝，建立贤良政府是救治灾荒的根本出路。清朝在经过2000多年的统治后，到19世纪末期已经积重难返，深重的自然灾害使这种风雨飘摇之势更加明显。走在时代前列的孙中山认为要预防灾荒就“必须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于“贪污腐化是根深蒂固遍及于全国的，所以除非在行政的系统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88页。）辛亥革命在一夜之间将民国送到了国人面前，但事与愿违的是民国虽成，“灾害频至，祸患没有止境”，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使“国家没有方法可以统一”，使人民不能免遭荼毒。为此，中山先生继续发动革命，讨伐南北洋军阀，拯民于水火。
    预防灾荒要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近代反帝反封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辛亥后，孙中山开始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1911年他要求收回海关管理权、禁烟主权，1912年提出废除列强在华的不平等的领事裁判权，主张取消口岸外国租界。他认为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掠夺，使中国每年要损失12万元，若不挽救，“至于亡国灭种而后已。”（注：《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97页。 ）而挽救的根本方法，就是实行革命，收回国家的主权。从救治灾荒的角度出发，孙中山已将革命斗争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
    政治制度的解决是根本出路，而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环境，发展新式近代农业则是救治灾荒的具体措施。人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之中，自然现象同社会现象从来不是互不相关，而是互相影响的，灾荒防治亦是如此。早在1917-1919年间，中山先生就黄河的治理问题指出：“防止水灾，斯为全国至重大一事”。国家花费再巨，也必须实行之。至于如何防治，他认为防灾工事一半是“浚渫河口，整理堤防”，一半是“植树于全流域倾斜之地，以防河流之漂卸土壤是也。”（注：《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65-166页。）1924年他再次谈到防止水灾问题时认为“多种森林便是治本方法，有了森林便可以免以全国的旱灾水祸”。并倡议要造“全国大规模的森林”，而且“要靠国家来经营种植，这个问题才容易成功”（注：《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407-408页。）。为了唤起国人对植树造林的重视，中山先生首倡植树节。
    近代自然灾害频仍，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束缚在封建经济上的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结果。如果政治清明、经济发达，灾前有充足的粮食储备，灾时能及时赈济，灾后能妥善地恢复生产，那么灾荒是可以减轻或避免的，而这一切，都与农业息息相关。对此，中山先生早有认识，1891年他特撰《农功》一文，指出：“水潦出于天，肥硗判于地，而人力之所至，实足以补天地之缺陷，而使之平”，这个“人力”就是“以农为经，以商为纬”，因此，要务使“野无旷土，农不失时”他认为中国由于人多地少和经营方法落后，“丰年不免于冻馁，而灾荒必至于死亡”，为了解决灾荒，他主张“有国家者，可不急设农官以劝其民哉！”提倡急兴农政，为了发展农业，他认为必须做好以下四项工作：1、设农官，总揽大纲。2、讲求科学方法，进行多种经营。3、 中西结合，发展优势产业。4、屯田边疆，开垦荒土。“则民虽增数倍， 可无饥馑之忧也。”（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0-15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孙中山的重农思想也是不断朝前发展的。1906年，他提出“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力求做到“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97页。 ）。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他又说：“土地之岁收，地价之增益，公地之生产，山林川泽之息，矿产水力之利，皆为地方政府所有，而用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及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医病与夫种种公共之需。”（注：《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96页。 ）中山先生认为只有农业近代化问题获得解决，由灾害引起的社会动荡才会消弭于无形。
    振兴中华，造福人民，把中国建成一个民富国强的头等大国，是孙中山终生梦寐以求的渴望。他曾强调：“余观列强致富之源，在于实业。今共和初成，兴办实业实为救贫药剂，为当今莫要之政策。”（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41页。）为此， 他制订了宏伟的《实业计划》，把发展实业与救荒结合起来，为了治理中国历史上多灾的黄河、淮河等河流，中山先生特辟治河一节，细述各河河患特点，有针对性地提出详细的治理办法，希望通过疏通旧运河，开凿新运河，将长江、珠江、淮河、黄河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大水运系统，充分发挥江河湖泊防洪、航运、水利的综合作用，变水患为水利。
    《实业计划》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发展交通运输业，孙中山认为交通发达，灾害发生的时候，就可以“以此之丰，济彼之荒”。他以泰西为例，指出：“泰西虽有荒旱之灾，而无饥馑之患”，是因为泰西各国虽山僻之区亦行铁轨，故其货物能转输利便，运接灵速，遇一方困乏，四境济之”（注：《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50-51页。）。而中国却因为交通不便，饥馑立见。因此中山先生潜心编制交通发展计划，修筑铁路开辟商港，使“货物流通，苦乐可均，而饥馑之灾亦可免矣。”（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85页。）
    孙中山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新时代，面临国际竞争、交往的新形势，他提出争取国际援助以救灾荒在当时的中国是十分先进的。1918年，美国红十字会因战争向中国要求捐款，时人多不理解，中山先生立即撰文《中国应援助美国红十字会之理》，指出：“回忆中国水灾饥馑之秋，彼时灾黎遍野，美国红十字会尝函电汇款数十万元，分发灾区，实行拯救”，因此，当美国红十字会“需款孔亟之时，中国之士岂有不各尽其能力以应世界之呼吁乎？”而且，“今日中国之士若能乐于输将，倘他时反有所求，美国人士自可触引此次之援手，亦必踊跃资助也”。同时，中山先生还将救荒问题阐发至一个政治高度，认为可以通过彼此的援助，“藉从事实上增进两大民主国之友谊，其功效尤胜于外交家提倡联络中美谈判经年也。”（注：《孙中山集外集补编》，第217-218页。）
    1923年9月，日本发生地震，并由此引发海啸，遂成巨灾。 中山先生及时致电日内阁大臣犬养毅表示慰问，并拨专款予以救援。当时的中国国穷民困，中山先生做出这样的决定是要有勇气的，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