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与文
    这里要讨论的不是史学与文学的关系，而是史学内容与其文字表述形式的关系。崇尚朴素典实，反对浮靡雕饰，是唐宋以来史文改革的方向。宋初史文，沿习唐末五代绮靡之风，学韩、柳古文者，又不免偏于僻涩。如宋祁与欧阳修同修《唐书》，宋严于用字，时常改得险怪不可读，欧阳修戏书“宵寐匪祯札闼洪庥”而谑之。《宋史·欧阳修传》说：“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锼刻骈偶，菼菼弗振，士因陋守旧，论卑气弱。”欧阳修《苏氏（舜钦）文集·序》也说：“天圣之间，予举进士于有司，见时学者，务以言语偶淟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而子美（苏氏）独与其兄才翁（舜元）及穆参军（修）伯长，作为古歌诗杂文。时人颇共非笑之。”可见当时振兴古文，革新史文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嘉祐二年（1057年），欧知贡举，将作险怪奇涩之文的士子尽行黜落，引起落第者聚噪于马首。这样用行政手段推行古文，才收到显著成效。
    欧阳修为一代文宗，又是史学家，他对于史传文风，除要求去雕饰，务平实之外，还强调尚简。他曾与尹师鲁商议撰五代史说：“今者便为正史，尽宜删削，存其大要。至于细小之事，虽有可纪，非于大体，自可存之小说，不足以累正史。”[23]欧所撰《新五代史》及《新唐书》本纪，刻意求简。《新唐书》本纪删去旧书本纪十分之七；《新五代史》，宋《四朝国史》本传称“法严词约”。二史行世，几乎取代旧史。对于矫正史风的繁芜是有作用的。
    宋初一些人作古文追求意新语工，宗尚韩愈奇险的作风，欧阳修是不赞成的。他认为“道盛者文不难而自至”[24]。他把自己的古文主张施于史传的写作，提出了“事信言文”的质量标准。事信就是记载准确。欧阳修认为自己笔下称述的人物都是出处大节有过人者，事信就是他的史文贯彻“道”的一个方面；言文就是要剪裁，要凝炼、含蓄，足以传世。他用记录历史的严肃态度，为人写墓志。曾作《范文正公神道碑》、《尹师鲁墓志》、《杜祁公墓志》。范、尹、杜生前都是欧的挚友，其子孙皆不满意欧的文章略去了先人的一些事迹。欧阳修不惜反复申述自己的用意以求得理解。他有《与杜欣书》二通，其一云：“修文字简短，止记大节，其于久远，恐难满孝子意，但自报知己，尽心于记录耳。……然能有意于传久，则须记大而略小，此可与通识之士语，足下必深晓此。”[25]《论尹师鲁墓志》一文还讲到互见之例，在别人文中讲到的就不必重复等等。按史笔的规范要求，欧阳修的做法是对的。出自欧阳修之门的古文家兼史学家曾巩就理解欧阳修的做法。他有《寄欧阳舍人书》对欧阳修为其祖父作墓碑铭深表谢意。信中说“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在《南齐书·目录序》中发挥欧阳修“事信言文”的主张说：“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其所言，而后能传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对史传作品来说，什么样的“言”，才算“文”呢？我们由欧、曾等人的文论和他们的历史著作，约略可知：第一，作者内心必须充实着“道”，因为“道盛者文不难而自至”；第二，要剪裁，就是“书大节”，“存大体”，删去不必要的材料，所谓“大节”、“大体”也就是关乎“道”的行为和大事；第三，文字要朴素畅达。关于第二、三点，最好用欧、曾等人史著为例进行分析。但限于篇幅，不能过细。今取欧阳修《新五代史》为例概言之：观本纪，知其简约；观《唐六臣传》及论，知其剪裁匠心与论断义深辞畅；观《伶官传序》，知其文章腾挪跌宕之妙。上举数例未足以尽欧阳修史笔之美。总之，史文的改革和古文运动同时获得成功，与欧阳修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这里再谈谈司马光。司马光是当世公认的纯儒，他的文论重道，自不必说。他的《资治通鉴》史笔优美，也是不待言的。作为政治家司马光，他论文更强调“用”。《答孔文仲司户书》说：“光昔也闻诸师友曰，学者贵于行之，而不贵于知之，贵于有用，而不贵于无用。……孔子曰‘辞达而矣’，明其足以达意，斯止矣，无事于华藻宏辨也。”[26]《通鉴》叙事之文质朴流畅；史论读来更觉委婉亲切。张熙侯先生盛赞“《通鉴》合史学文学而成一家。”认为《通鉴》融录众史，浑然天成，又具剪裁之工，穿插之妙，故“读其文醇厚茂美，上下洽通，若机杼自成，而非自删节搭凑而来者，非惟可观，而又可颂。”[27]又说：“《通鉴》剪裁穿插，经营位置，诚不能出《左氏》规模之外，然而大段落墨，片片平直，既不肯掂斤播两，尤不为弄姿逞奇之文。故纪事而至《通鉴》，有江出西陵始得平地之观”[28]。司马光史文的基本特征是平实，这和司马光为人的谨重朴素是一致的。
    史文改革和古文运动一样，到宋代才获得最后的成功。史文简净平实，非常接近于当时的口语。这是中国古代书面语言的一大进步。
    缀语
    宋代史学的辉煌成就，是伴随着古文运动的成功而取得的。宋代的古文运动高标“文以载道”[29]的宗旨，史学家以斯文斯道自任，因而他们的史学带有鲜明的、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史学与经学（道）的合一，是宋代史家高度发达的主要因素，也是封建史学成熟的主要标志。因为“道”的权威地位的重新树立，是一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反复实践和选择的结果。到了宋代，封建的思想家才有能力用思辨的方法把儒家所设计的礼乐政刑（封建统治的模式）抽象为一种精致的哲学，这就是兴起于北宋中叶，发达于南宋的理学--后世称为道学。史学在北宋中叶以后，日益和“道学”结合，又是它渐渐走向衰落的内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