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代皇帝之所以对纪传体表示出热烈的兴趣，绝不只是因为它体例完备，包罗万象，足以反映一代风貌，而是认为纪传体在承认帝王将相为历史主体的前提下，更加鲜明地突出了皇帝个人的绝对权威。列传人物千差万别，形形色色，不管是平民，还是大臣；不管本朝，还是外国，全被置于列传之中，显示了他们在皇帝个人面前都具有平等的地位，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皇帝个人的直接臣民。在纪传休这种多层次的体裁中，皇帝个人在本纪中的独尊地位本身就是一种象征，一种存在，他的功德再小，也不能低于列传的最高标准；而列传人物的品行再高，也不能超过本纪的最低限度，本纪和列传使用的是两种语言和标准。在史学政策支配下的历史学，对语言的使用有着极为精确的讲究和规定，而本纪显然就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史学语言形式。宋元以后，尽管编年体和通志体一度较为盛行，甚至在清朝时由于《资治通鉴》的巨大影响而将编年体也列为正史，但真正的正史仍然是纪传体，而不是编年体。清政府网罗众多史家名流用长达百年之久的时间精心修撰《明史》就充分说明这一点。需要指出，《明史》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官方编篡正史所经历时间最长的一部，当然也是官修史书质量最高的一部。《明史》编篡的过程是与清朝史学政策直接联系并不断适应的，因而，《明史》修撰本身就已经成为清朝史学政策的一个关键部分。比如对南明朝臣的态度，对明末建州卫的记述等，都极鲜明地体现了史学政策的核心要求。所以，《明史》的完成，也就标志着清朝史学政策的最后形成。而作为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最后一部钦定的纪传体正史，《明史》的本纪性语言无疑也就最为生动和具体地反映了史学政策的特定内涵，并以此成为直接的史学政策本身。可以说，正史的本纪性语言正是史学政策的历史学形式和历史学存在。皇帝历史的虚伪性和现实的专制性都通过这种本纪性语言而冠冕堂皇地列入史学语言的最高等级和史书体例的最高层次。而正史的本纪性语言实乃历史的禁区和语言的禁忌。皇帝的历史就是禁区的同义词。皇帝的历史既一目了然地异常清楚，又神秘无比地极端模糊。皇帝通过本纪的语言公开自己的历史，也通过本纪的语言来封锁自己的历史。反正都是一回事。专制政治向历史学家宣布：最高权力者的历史从来不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而仅仅是史学政策的服务对象。而在绝对专制的国家里，一旦决定一切历史的最高统治者的历史成为历史学的天然禁区，那么，还有什么历史更值得研究呢？形式上仅有一个人的历史不能被研究，实质上，则是所有人的历史都不能被研究。表面上，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历史，本质上，只有一个人有自己的历史。然而，正因为这一个人有自己的历史，才使得历史学家无法对他进行研究。这样，这个人的历史性就剥夺了历史学对它研究的可能性。这个人用自己一个人的历史去否定了所有人的历史，并且否定了所有人对自己历史提出怀疑的权利，也否定了历史学家对这种历史研究的权利。这种纯属个人的历史不但剥夺了他人的历史，而且也剥夺了历史学的历史。历史学家成为历史学王国的失业者。既然唯一有历史的人的历史不能被研究，那么，其它没有历史的人的历史又有什么必要和可能去研究呢？这样的话，历史禁区就失去了原有的含义，而变成无处不在的界限了。历史学没有可供研究的历史，它失去了对象。整个历史都对历史学封闭起来，全部历史都成为禁区。这正是对历史学无历史性的绝妙注释，历史学的无对象性和无历史性不能不成为同时丧失的辩证本质。因此，一个不值得惊奇的奇迹就是，在中国这个号称史学大国的国家历史中，竟然存在着如此众多的历史空白和史学禁区。一个无须论证的假设则是：中国史学史的超常发达正是以不可计数的史学禁区为其必然前提的。史学政策采取的方式基本有两种：一是在向历史学提供对象的同时也给历史学提供了正史的本纪性语言，告诉历史学家如何用这种本纪性语言去说明历史，去写作正史；二是既不向历史学提供对象，也不向历史学提供语言。对于前者，历史学家说了等于没说；对于后者，历史学家没说也等于说了。因为他无话可说，无话可说就是不用说，不敢说。对象性与历史性之于历史学，是互相依赖的悖论性关系。整体性的史学禁区的存在不但使历史学的研究成为问题，而且也使历史学的思考成为问题。即，历史学的不可能性恰恰存在于史学政策的可能性之中。更主要的是，史学政策与其说是直观的法律性规定，毋宁说是具体的权力性约束。史学政策通过史学史的普遍必然性而显示出自身的内在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也就是现实性，而且是不可改变的历史现实性。这种史学政策的可能性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可能，而是一种历史学意义上的现实。它给历史学家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种软宗教的温床，一方面史学政策允许历史学家去自由地研究一切历史；另一方面，史学政策同时又限制了历史学家无法去自由地思考一切历史。即，好象是什么都让历史学家去研究，但又什么都不让历史学家去独立地思考；它仿佛使历史学家看到了一切应该看到的东西，却又不许历史学家按照自己的方式和语言说出这些东西。这便必然造成了历史学家的精神分裂，他总是处于绝对自由和绝对不自由的双重挤压和肢解中。自由离他太近，又距他过远。无所适从感是伴随历史学家常有的现象。在史学政策的结构中，历史学家往往产生一种玩魔术的感觉，他在无所顾忌地玩弄着历史，可他又被史学政策更加随心所欲地玩弄着。于是，一种完全化的禁忌性思维就形成了，它迫使历史学家把毕生精力都花费到如何寻找那些难以捉摸但又不得不挖空心思地去捉摸着的禁忌性界限上面，因为这是历史学家存在的死亡线。禁忌性思维造成了历史学家先天性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史学语言的分寸感是他们终生都难以熟练掌握的生命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