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捐纳制度的推行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民族资本家捐官的现象比较普遍。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在中国，官员的作用不仅是政治权威，而且也是教化的楷模，作养率教于先，是民众的榜样。很多事情是老百姓仿效作官的。民族资本家投身洋务活动，兴办近代新式工业大多是仿效洋务官僚的。然而他们经营新式企业，却困难重重，外遭外国资本的排斥，内受本国各级封建衙门的干扰、刁难、勒索，各种捐税的摊派，使中小企业难以应付。为了改变自己的身份，便于同官场打交道和求得减免各种厘税的优惠，他们中多数人纳赀捐官。据对1863--1885年间开设的32家民族资本企业的创办人政治身份的不完全统计，其中候补道2人，候补知府、候补知县、候补同知、 候补通判4人，候补郎中1人。甲午战争后，民族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民族资本企业创办人、主持人捐官的人数比战前更多。1895--1900年间新开办的64家民族资本企业的创办人中，有卿、寺、布政使衔的5人， 候补道9人，候补、候选知府、知州、知县17人，其他佐贰杂职28人。 众多的民族资本企业创办人、主持人捐官，虽然为他们的经营活动带来了诸多方便，如与官府办理交涉可省去不少麻烦，可以从官府那里获得有关工商业经营方面的信息，甚至还可以获得减免厘税的种种优惠，对民族资本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有益作用。但它同时也给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不利因素。大量的资金用来为自己、为儿孙捐官以及用于官场应酬、交际，使企业的资金不能用来购买新的生产资料、扩大再生产，既妨碍了资本积累，又严重阻遏了民族资本的发展。事实证明：不少民族资本企业经营不善、严重亏损，与企业创办人、主持人捐官有很大关系。此外，捐官也扭曲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形象，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对封建官府的依赖和屈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的广泛联系，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的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同民族资本企业创办人、主持人纳赀捐官、自身官僚化有关。
    捐纳制度加速了清朝的灭亡
    光绪年间，清政府应洋务官僚的要求，开办了海防捐，以所得捐资作为北洋舰队主力舰只的常年维修费。1887年（光绪13年）黄河在郑州决口，堵塞决口的费用一时无着，遂将海防捐停办，改为《郑工事例》。此外，一些地方官僚，如江苏、福建等省也因开办新政，经清政府批准开办了捐例。
    长期开办捐例，出售官爵职衔和实官，如前所述不仅造成了社会上存在大量的冗官冗员，而且对晚清社会的政治、经济、新政等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改良主义思想家冯桂芬在其著作《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数十年来，捐途多而吏治益坏；吏治坏而世变益亟，而度支益蹙；度支益蹙而捐途益多，是以乱召乱之道也”。文人孙兆熊则进一步指出，咸、同、光、3朝以来，广开捐例， 捐员“视民生之休戚，地方之理乱，漠然不动于心，而日朘月削，惟一已之囊橐是肥，吏治之坏，半由于此”。他还把捐纳制度病国害民之弊，归纳为害国体、害民生、害政事、害人才、害官方等5 个方面：“绾符可买、夷袒官吏，轻量朝廷，……名器滥，有损圣朝体制，害国体也；惟知剥民，竭民之脂膏，敛民之货财，侵挪吞用以饱私囊，害民生也；市侩无赖，目不识丁，或胸无点墨，一旦出膺道府州县，于民事政事懵然无知，惟赖胥吏幕友舞文弄墨，肆行无忌，而政事不可问，害政事也；造成正途及保举人员拥挤，豪杰未免灰心，有志者竟不得舒展其志，官不安于末秩，士不安于读书，开侥幸之风，害人才也；纨绔子弟，不学无术，一旦捐纳得官，朝犹白丁，暮已列于仕版，俨然握印，律例不悉，民事不知，害官方也”。
    因为捐纳制度弊多害重，所以一直遭到社会舆论的批评。鸦片战争以后，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从清朝在反侵略战争中一败再败，看到中国政治制度的腐朽，强烈要求变革封建政治，停止捐纳制度。指出：“捐纳十羊九牧，官多民少，最为无策”。“不废捐纳，天下终不得治”。1898年戊戌维新变法期间，维新派再一次强烈呼吁停止捐纳制度。“多论中国变法必自官制始，而官制改革首在重人才，而人才之兴，首在停捐纳”。是年7月9日，光绪帝接受维新派和部分官僚的建议，下令停止海防捐。光绪帝指出：“一面裁员，一面卖官，有此政体乎？”但军机大臣借口北洋防费无着表示反对。由于守旧大臣阻挠反对，捐纳最终未能停办。
    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在其联衔会奏折中指出：中国积贫积弱不振的原因很多，捐纳制度是其一。捐纳“碍民生”、“丧国体”、“败纲宪”、“坏吏治”，“捐纳实官最有妨于新政，娉乱吏治，阻格人才，莫此为甚。今欲整顿，请即下诏，永远停止。”同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停止捐纳。但谕令颁布不久，又因各省赔款摊派数额巨大，新政经费无着而再行开捐。当时正逢宣布废八股、停科举，大批生员仕途受阻，因此争抢购买官衔爵位几乎达到了高潮。有人形容当时捐官者犹如“微生物滋蔓，所在皆是矣”。甚至富贵之家“北角之岁（幼儿），隶名天官；胎妊小儿，预营仕牒，吏道沦丧，莫此为甚”。吏治败坏使清朝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1909年（宣统元年）新成立的度支部甚至还正式地将日常捐例所得，列为国家“必要的财政收入”。1910年度支部制订的次年财政预算岁入表中，规定捐纳一项收银应为565万两。只是由于武昌起义爆发，清朝垮台， 这项预算计划才未实现。
    晚清最后10年，清政府一方面效法西方，推行新政，预备立宪，裁并机构，精减冗官冗员；另一方面，又不停地开办捐纳，大肆卖官鬻爵，以致吏治严重败坏。大批捐员借办“新政”，假公济私，巧立名目，摊派勒索，收受贿赂，专务肥己，中饱私囊，蠹国殃民。吏治的败坏直接引起下层民众的不满，作为一种自发的反抗，晚清最后10年的民变风起云涌，迤逦相属。据不完全统计，从1902年到1911年，全国各地起伏生灭的民变多达1300余起，平均每两天半一起。这些民变与孙中山的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斗争互相影响，互相推动，在时间上、空间上并存，勾画了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一派乱世的景象和加速清朝灭亡的催命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被推翻。随着清朝的灭亡，捐纳制度也随之成为历史的陈迹。然而捐纳制度所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因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在中国社会上仍长期残留着。因此，总结和吸取晚清因滥开捐纳、造成吏治败坏、加速清朝灭亡的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反腐倡廉不无启示和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