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人起而求变的精神动因除了民族危机的刺激之外，还有一个方面的因素不容忽视，就是倡讲西学的湘籍洋务派官员的榜样作用。这些前辈精英人物的经历和事业，此时被湘人视作宝贵的精神财富，使湘人受到莫大的鼓舞与激励。当时长沙的一则告示中这样说道：“吾湘以士气闻天下，通商数十年，西人足迹交遍于中国，惟于楚地，几不敢越半步。……于是海内海外，遂咸以守旧目湘士。然窃闻吾乡先辈，若魏默深、郭筠仙、曾劼刚诸先生，咸于天下不讲西学之日，受怨谤，忍大诟，毅然慨然，以倡此义。至今天下之讲西学者，则靡不宗诸先生，乌在湘人之为守旧也？且如日本前事，虽守旧何害？其守愈笃者，其变亦愈诚。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其以视今日之日本，宁有让焉？宁有让焉！”（注：《湖南时务学堂公启》，麦仲华编《皇朝经世文新编》卷5上，第22页， 《史料丛刊》正编771号，第407页；《湖南时务学堂缘起》，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四），第492页。）可见， 湘人并没有因为曾经极度守旧而自暴自弃，相反从郭嵩焘、曾纪泽等人身上找到了精神动力，将湖南自比为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坚定了变法求强的信心与决心。于是，长沙士绅一洗从前的虚骄之气，变法求强之议，靡然向风，成为城市大众思潮的主流，使长沙由文化守旧城市渐变为南中国维新运动的中心。
    在长沙变法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地方官员的倡导和支持起了重要作用。湘抚陈宝箴曾长期在湖南为官，在长沙寓居（注：陈宝箴步入仕途的第一站就是同治六七年间“以知府发湖南候补”，此后他又长期在湖南为官，家眷居于长沙，其子三立就婚长沙，其孙寅恪生于长沙。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4、6、8页。）， 同忧国愤时、大讲“洋务”的郭嵩焘关系密切，得其影响不弱。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陈宝箴上书言政，历陈得失，言之耿耿，一片忧国之情。陈宝箴对湘人感情较厚，深习湘省风土人心，尝语人曰：“昔廉颇思用赵人，吾于湘人犹是也。”（注：陈三立《巡抚先府君行状》，《散原精舍文集》卷5； 陈寅恪《寒柳堂集》第176页。）所以， 当其得知被委以湘抚一职时，“窃喜自慰”（注：陈三立《巡抚先府君行状》，《散原精舍文集》卷5； 陈寅恪《寒柳堂集》第176页。）。上任之后， 陈宝箴于地方政务“思有所振兴”（注：王先谦《葵园自订年谱》卷中，第52页。）。其子陈三立随侍左右，多所赞划。较为理想的出仕环境，为陈宝箴施展为政才干，实现为政抱负提供了条件。陈宝箴激于国势危亟，遂慨然以变法开新为急务，希望通过变法使湖南实现富强自立，以为国家之“凭恃”。正如陈三立在《巡抚先府君行状》中记述的：“府君盖以国势不振极矣，非扫敝政，兴起人材，与天下更始，无以图存。阴念湖南据天下上游，号天下胜兵处。其士人率果敢负气可用。又土地奥衍，煤铁五金之产毕具。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根基，足备非常之变，亦使国家他日有所凭恃。”（注：陈三立《巡抚先府君行状》，《散原精舍文集》卷5；陈寅恪《寒柳堂集》第176页。）
    对陈宝箴的为政魄力和为官德行，湘人较为赞赏，闻其出抚湘政，咸感欢欣（注：陈三立在《巡抚先府君行状》称：“湖南人闻巡抚得府君，亦皆喜”，见《散原精舍文集》卷5；陈寅恪《寒柳堂集》，第176页。）。皮锡瑞于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廿六日的日记中写道：“湘抚放陈右铭年伯，可谓得人。”（注：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 ）唐才常亦欣喜地说道：“如我湘省得陈右老力加振剧，厚植人才，则将来挽回大局之人，又未必不出湖南，试目俟之可耳。”（注：见唐才质《唐才常和时务学堂》，《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3期。）后来， 《湘学新报》作如此评论：“我湘陈右铭中丞，亟力图维，联属绅耆，藉匡不达。兴矿务，铸银圆，设机器，建学堂，竖电线，造电灯，引轮船，开河道，制火柴，凡此数端，以开利源，以塞漏卮，以益民生，以裨国势。”（注：《论湘中所兴新政》，《湘学新报》（二），第833页。）诚然， 这些新政成就并非陈宝箴一人之功，但陈宝箴本着“惟天下非常之变，必有度外之举”（注：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5页。）的变革思想，对长沙变法维新运动所作的倡引与领导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就连张之洞亦对陈宝箴大为赞赏，称赞他“识力恢闳，肇开风气，通商惠工，百废俱举。湖外闻之，足令俗吏陋儒，人人增气同心，击檝钦佩”（注：张之洞《与陈右铭》，《张文襄公全集》卷218页。）。 盛宣怀亦赞叹：“衡湘地气磅礴，所出人才得天独厚，从前……与时务格格不入者，湘人为尤。他日毅然决然挽回时局，安内攘外，恐天下莫湘人若。……然微公（陈宝箴）实力提倡，循循善诱，亦何能变化如此之神速？”（注：盛宣怀《上湘抚陈佑帅书》，《愚斋未刑信稿》第10页。）王先谦亦评价陈宝箴“居得为之位，任先觉之责”（注：王先谦《虚受堂书札》卷1。）。这些都是对陈宝箴在长沙维新运动中作用的较好诠释。
    陈宝箴的变法“开新”之举，得到了当时湖南其他主要官员的支持与配合。学政江标，青年时曾入京师同文馆学习，于西学有所研究，曾参与筹办北京强学会。光绪二十年（1894）视学湖南，即以“变士风，开辟新治为己任”（注：胡思敬《江标传》，《碑传集补》卷9。）。 到任之后，他以舆地、掌故（时务）、算学试士，识拔有用人才，“一决数百年拘牵忌讳之藩篱”，“于湖南得人最盛”（注：《唐才常集》第195、197页。）。对湘抚陈宝箴的新政举措，江标皆极力赞成之。他主持整顿长沙校经学堂，筹建学堂藏书楼，主办《湘学报》。在为《湘学报》所作《序》中，江标喊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呜呼，变法其宜哉。”（注：《湘学新报》（一），第5页。 ）后人有将江标称作湖南维新运动之“开路先锋”者（注：林能士《清季湖南的新政运动》，第21页。），也有将江标视为湖南“开展风气的第一功臣”者（注：王尔敏《南学会》，台湾《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2编《戊戌变法》，第457页。），足以说明江标在长沙变法运动兴起之初所起的作用。除陈、江之外，其他湖南主要官员亦积极支持变法维新。按察使兼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曾出使日本，游历欧美，尝读卢梭、孟德斯鸠之说，“于变法维新，颇眷眷焉”（注：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第179页。）。他同与己有着戚属渊源关系的陈宝箴关系密切（注：有人这样指出：陈宝箴“和嘉义州本州的黄公度极其友好，这固然是由于同抱经世维新的思想，然与义宁陈族和嘉应州本州的黄族，上代有亲戚的旧谊，也不无多少的关系”。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247页。）， 对陈的新政举措极为赞同，并“以其平日之学发纾之”（注：康有为《〈入境庐诗草〉序》。），“不啻陈右铭中丞之灵魂”（注：正光《黄公度--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逸经》1936年第10期。）。因黄遵宪是湖南维新官员中唯一对西方文明有过亲身感受的人，“较道听者自胜一筹”（注：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所以对长沙各项新政多所推进。继江标之后出任湖南学政的徐仁铸，不仅积极巩固和扩大江标所创各项新政成果，而且通过撰写《輶轩今语》，颁发《湘士条诫》等方式，对进一步转变湘省学风（尤其是倡导今文经学），促进变法维新运动的深入助益颇大。可以说，在变法开新的胆魄和步伐方面，徐仁铸甚至超过了前任学政江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