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尽管“曲笔”在魏晋南北朝史学上投下了重重阴影，但终究遮掩不住“直书”的光耀，秉笔直书的史家时有所现。与“曲笔”一样，“直书”的史学现象亦显示出种种不同的情形。
    （一）不避强御，据事直书的修史原则。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史家坚定正直，峻节凛然，彰善贬恶，不避强御，始终坚持据事直书的原则。东晋史家干宝撰《晋纪》，敢于据事直书，揭露历史真相。“干宝直言，受讥朝士。”⑥但干宝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他不畏强暴，敢于指斥帝王，敢于歌颂“叛逆”，敢于揭露历史的黑暗，敢于抨击人类的罪恶。他直言不讳地弹劾西晋：“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⑦尖锐地指出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都是一群寡廉鲜耻的市侩小人：“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途，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而秉钧当轴之士，身兼官以十数，大极其尊，小录其要，机事之失，十怕八九。而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⑧更有甚者，他还借刘毅之口，痛斥晋武帝不及汉桓、灵帝，“桓、灵卖官，钱入于官，陛下卖官，钱入私门。”⑨这在仍是司马氏为政的东晋，是要有很大勇气和一定责任感的。众所周知，魏晋之世，战争频仍，变故迭起，加之曹氏、司马氏忍戾嗜杀，不仅广大劳动人民惨遭荼毒，文人学士亦多不能幸免，诚所谓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仅有晋一代的文人，因政治上的牵连，死于非命者便不可胜计。陆机、陆云、张华、潘岳、郭璞、刘琨、欧阳建筹人，即为统治者残杀。现实政治斗争的血风腥雨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则是逃避现实、全身避祸的隐逸思想的流行，诸多文人学士为躲避操戈攘臂的乱世法网的加害而屏息结舌，步入隐逸之途，以达到与世隔绝，忽忽无事的目的。干宝置身于这种历史条件下，却不与世浮沉，他采取正面揭露和大声疾呼的手段对现实社会进行锋芒毕露的批判，表现出超人的胆略和卓识。
    东晋史家孙盛，亦不避强御，据实以书。他撰《晋阳秋》，起于晋宣帝，终于晋哀帝，一直写到当时事件。例如，369年（太和四年），桓温率兵北伐，至坊头（河南浚县）为前燕和前秦军所败，桓温自陆路奔还，北伐以失败告终。孙盛并不因为桓温在当时是掌握内外大权，左右朝政的皇朝显贵而对其坊头之败虚加讳饰，照样据实记载。桓温看了《晋阳秋》后，“怒谓盛子曰：‘坊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其子遽拜谢，谓请删改之。时盛年老还家，性方严有轨宪，虽子孙班白，而廷训愈峻。至此，诸子乃共号泣稽颡，请为百口切计。盛大怒。”⑨尽管孙盛坚决不许更改自己的著作，但后来诸子还是偷偷地改了。孙盛在愤怒之余，私下严格按照据事直书的原则写定两本，寄于辽东慕容俊。太元中，孝武帝司马曜博求异闻，始于辽东得之，与孙盛之于所改写的本子相对照，多有不同，书遂两存。
    尤其是有些史家为求历史真实，别说饔飧不继，就是死难临头，也毫不介意。北魏崔浩与高允等人共撰国史，“叙述国事，无隐恶。”⑩因直书拓跋先世隐秘之事，崔浩被杀，夷三族，受牵连而死者128人。浩获罪时，世祖拓跋焘召高允曰：“国书皆浩作否？”允对曰：“臣与浩同作，臣多于浩。”世祖大怒。时拓跋晃为太子，诬允曰：“天威严重，允迷乱失次耳。臣向备问，皆云浩作。”高允当即反驳道：“臣谬参著作，今已分死，不敢虚妄。殿下哀臣乞命耳，实不问臣，臣无此言。”其刚正不屈，令人钦佩。就连世祖也不得不慨叹道：“直哉！临死不移，贞臣也。”（11）
    （二）立论持平、褒贬允当的治史标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必须是超然物外，不怀怨毒之情，不存偏私之见的秉笔直书的中正之士。尤其是在评价历史事件、褒贬历史人物的时候，更应立论持平、褒贬允当，不允许史家带有任何个人或集团的感性倾向。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坚持立论持平、褒贬允当的治史标准。特别是与《三国志》相比较，显得格外突出，凡为陈寿回护之事，范晔一律将其改正过来，恢复历史的真相，如直称“曹操自为丞相”，“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曹操自进号魏王”等。章太炎对此评价甚高，指出：“《史》、《汉》之后，首推《后汉书》。”（12）清赵翼亦云：“范尉宗于《三国志》方行之时，独不从其例，……此史家正法也。”（13）的确如此，在《后汉书》中，凡属刚正清廉之士，都受到范晔的讴歌与称道。相反，对那些祸国殃民者，则进行严厉的鞭挞。凡所为之立传者，必先于当世有所作为，否则，即令公侯将相，也不为其立传。忠实于历史的责任感，于此可见一斑。
    （三）立足史实、不取人情的正直精神。立足史实、不取人情作为“直书”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史家刚直不阿的正直精神的反映。魏晋南北朝时不乏具有这种正直精神的史家，三国吴韦曜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韦曜撰《吴书》时，吴帝孙皓请求为其父孙和作本纪，韦曜以孙和未登帝位为由，拒绝了孙皓请求，而将和编入列传，于是结恨孙皓，“渐见责怒”（14）。这种立足史实、坚持原则、不取人情的精神，是一个史家能够秉笔直书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