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人车马为家，居无定所，文化长期不发达，也就缺乏基本的史的概念。开国时还只有些祖宗披野猪皮以及骑白马驾青牛车一类的口头传说。从辽太祖的晚年开始，辽代的史学活动才渐渐展开，进入有“史”社会，标志着我国北方历史学的开始。辽代历史学的发展过程，也就是我国北方乃至东亚、北亚部分地区史学的发展过程。因此，研究辽代的历史学很有意义。对于辽史的研究，近几年呈趋热态热，但辽代的历史学研究似尚起步不久。本文拟就此作初步的系统的研究。
    一修史概况
    辽太祖时代，严格地说还没有历史学。唯一可考的材料是以下二十余字：“神册元年（916）……八月，拔朔州，擒节度使李嗣本。勒石纪功于青冢南。”[1]这种纪功方式在中原地区春秋时代已经出现，不能当成史学，至多有了史的意识或史的方式。到了辽太宗时代，历史学才迅速发展起来。辽太宗天赞三年（924）八月“诏建《应天皇太后诞圣碑》于仪坤州。”[2]这种刻碑的形式可以看成是辽太祖纪功碑的延续，但隔代立碑则已具有史的性质。天赞五年（926）冬十月又“建《太祖圣功碑》于如迂正集会埚。”七年（928）六月又“御制《太祖建国碑》。”十年（931）十一月“（辽太宗）幸弘福寺为皇后饭僧，见观音画像，乃大圣皇帝、应天皇后及人皇王所施。顾左右曰：‘昔与父母兄弟聚观于此，岁时未几，今我独来！’悲叹不已。乃自制文题于壁，以极追感之意。读者悲之。”[3]题文于壁和建碑在本质上没有多少区别，皆表追感之心，纪事之意，但已成为辽代史学的先期形态。辽太宗时代史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亡晋文臣。其即位之初，尚文穷而笔短，为文求之于外邦。如太宗会同元年（938），“晋使且言已命和凝撰《圣德神功碑》。戊辰，遣人使晋”。[4]请人撰文，不仅麻烦，而且失格。因此，辽晋通好时，借晋的依附要求赏封晋之文臣，如和凝、冯道皆有嘉奖，形成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二臣”现象。灭晋以后，拟俘著名文士李浣、冯道、刘昫等北上，加强文化补给，借才异代，自觉接受先进的汉文化，对辽代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至辽太宗会同四年（941），已“诏有司编《始祖奇首可汗事迹》”。[5]标志着辽代史学的确立和全面展开。《辽史》卷七七《耶律吼传》云：“时有取当世名流作《七贤传》者，吼与其一。”[6]不仅编帝王事迹，也为贤者作传，说明辽代史学的空间在不断拓展，已由尚祖尊宗推广到圣贤阶层。辽穆宗应历三年（953）五月，“《圣德神功碑》为周人所毁，请再刻，许之。”[7]说明辽人对史迹也很珍视，并延伸到某些专门方面。
    辽穆宗时代，朝纲荒芜，无所建树，但到辽圣宗时代，情况就不同了。他不仅爱看古代历史书籍，还让侍读讲述三皇五帝以来兴废之事。马德臣等人还录唐代高祖、太宗、玄宗以来行事可法者进献，从心理上克服了夷远自卑心理，从精神上融入中华文明一体化。辽代史学在汉化的基础上渐渐走向成熟。统和九年（991），室昉、邢抱朴等人进所修《实录》二十卷，受到了重赏。但辽代前期的实录不像中原之实录只记帝王事迹，取义域比较宽泛。到辽兴宗时，辽人已有了自己的历史学家，如萧韩家奴、耶律谷欲、耶律庶成等。辽兴宗对历史学也很重视，重熙十三年（1044）下诏给耶律谷欲、耶律庶成等北南院要员，“编集国朝上世以来事迹”。据《谷欲传》，兴宗要他和萧韩家奴编写“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据《庶成传》，这次编修共成二十卷。嗣后他们三人又从事礼典的编写。辽兴宗时代无疑是辽代全面修史的时期；辽道宗时代，史学事业出现了比较繁荣的局面，其意义不仅在于历史学本身，还涉及到文化心理等许多方面的繁荣。据本纪，大康五年（1079）八月，撰《太宗神功碑》；大安元年（1085）十一月，进太祖以下七帝《实录》，据《辽史·耶律俨传》，这一《实录》长达七十卷。到了大康中，已全面着手修国史，在原来常规性的修实录的基础上设立了专门局，配备了足够的人手。《辽史》卷一百四《耶律孟简传》说：“大康中，始得归乡里。诣阙上表曰：‘本朝之兴，几二百年，宜有国史以垂后世。’乃编耶律曷鲁、屋质、休哥三人行事以进。上命置局编修。”[8]从这段材料看，大康中辽代的修史工作已全面进行。从拿出样稿（修三人事迹）到置局编修必然要历一些时日。不久辽道宗宠臣耶律乙辛和皇后萧观音之间因政治上的争斗，引发出“十香词案件”，由此引起了辽末长达数年的党锢之争。在这场党争中，许多修史官员皆被卷入，不能保身，何史之修？所以修史的班底名存实亡。
    天祚皇帝是位无能的儿孙皇帝，无力承续其祖业，等他把党争的事情不了了之之后，已处处暗藏危机，不久就亡国了。据本纪，他只是在即位之初的乾统三年（1103）十一月“召监修国史耶律俨纂太祖诸帝《实录》”，其意大约是总会之意，纂好了没有，史书也没有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