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原文化的繁荣及其延伸的现实使辽人一时无法逾越，所以他们自称是得唐之鹿，为炎帝的后裔，与黄帝的子孙--中原地区政权是伯仲之比，就是后来元修《辽史》时也作如是言。一方面辽人封建意识小于家缘观念，称宋及邻国为兄弟；另一方面文化隆盛以后仍作如是说，则表现了彼此兄弟般的对等关系。可见辽代文化的繁荣和成熟，增强了中华文明一体化意识，但自言得唐之鹿，则又有自许正统之意。现在我们看到的辽宋之间的誓书往来，皆互称兄弟，并在文书、碑刻中，把唐、宋、辽三代先哲君主同讳。澶渊之盟以后，还逼宋人“助风土之宜，军旅之费”的进贡改为“贡”字，就由平等改为凌弱，唯我独尊了。这种“贡”性的掠取与以往的争食与牧马完全不同。据《契丹国志》卷九记载，汉人给辽道宗讲《论语》，至“夷狄之有君”时不敢讲，道宗说：“上世狁、獯鬻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讲之。辽代人的正统地位自认以后，便不允许再以“夷狄”来称呼他们。《辽史》卷一百四《刘辉传》云：“寿隆二年（1096），复上书曰：‘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上嘉其言，迁礼部郎中。”[21]刘辉之言，不仅表现了辽人的自尊，也体现了辽代文化之繁荣已到了可与中原争胜的地步；也说明辽史确实一直在修，故对宋人修《五代史》妄意作史表现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同样也反映了他们实录的史学观念和思想。据《辽史》卷一百四《王鼎传》云：“憩于庭，俄有暴风举卧榻空中。鼎无惧色，但觉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无干正，可徐置之。’须臾，榻复故处，风遂止。”[22]且不言事情的真伪，从窃慕中华之风俗的渴望到“吾乃中朝端士”，表现了辽人正统观念的形成。而文化观念的变化直接影响了史学思想的变化，炎黄之比、得唐之鹿是契丹人史学思想的最高审美认可。中国自辽以后就没有再分裂过，与这种文化观念和史学思想有很大关系。
    （三）史笔、史学、史识在修史的方式、素养上，辽人强调直笔信史，但也强调史才即史笔的重要性，认为乃质乃文才是尽善尽美之作。《全辽文》卷六《耿知新墓志铭》说：“为逼礼葬之期，乃征铭于太原子，知微甚抱荒虚，久淹文笔，强考史籍，谨构志焉。”[23]写墓志虽不是修史，但是二者有许多共同的要求。王知微此铭乃应征而作，既强调了史学的重要，“强考史籍”，也肯定了文笔的作用，但这文笔的含义要比文采之意丰富得多。又南抃在天庆四年（1114）作的《王师儒墓志铭》中说：“及任宣政殿大学士判史馆事，编修所申，国史已绝笔，宰相耶律俨奏，国史非经大手笔刊定，不能信后，拟公再加笔削，上从之。”“夫真道、纯德、懿文、朴学，士人之于四者，而长于一焉犹难，公独兼而有之。”[24]所谓大手笔，应当指道、德、文、学四方面兼美，道与德是指思维、思想等精神方式，即史识、史德，而学则指史之学养，文指文采，也带有史笔的内涵。刊定和笔削强调了史学的重要，也包含史笔的内容，说明辽人对史高度重视，讲究修史质量。
    又《辽史》卷一百三《萧韩家奴传》云：“（上）谕之曰：‘文章之职，国之光华，非才不用。以卿文学，为时大儒，是用授卿以翰林之职。朕之起居，悉以实录。’”[25]起居实录也是一种史料，且翰林之职常专史馆，故重熙之言反映了他对史官的重视和对史官的要求。
    又《辽史》卷一百四《耶律孟简传》云：“孟简谓余官曰：‘史笔天下之大信，一言当否，百世从之，苟无明识，好恶徇情，则祸不测。故左氏、司马迁、班固、范晔俱罹殃祸，可不慎欤？’”[26]认为史家不仅要取信求当，史德、史才、史学、史识也要与立身相融，实际上强调要识时习务，与政治调和，反对史学家自作主张，行为上与统治思想异化，告诫修史者要慎于言行，免遭不测。
    由上述我们看出，辽代的史学主张史笔、史学、史识、史德并举，历史是历史，但修史是朝廷修史，因此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还要对朝廷保持十分的忠诚，亦即道、德、文、学一体。
    （四）史的资政意义和社会功能辽代统治者也很注意历史的资政作用和表现太平盛世等社会功能。由初期的借才异代到全盘吃进，渐入本体化、科学化。史载圣宗即位时阅读唐高祖、太宗、玄宗三纪，乃由马德臣专录可法者进之。又《萧韩家奴传》称他“既被诏，博考经籍，自天子达于庶人，情文制度可行于世……欲帝知古今成败。”[27]自阿保机以来已注意到史鉴作用，但如此理论与操作并行，则自此而然。据《契丹国志》卷七，圣宗“好读《贞观政要》，至太宗、明皇《实录》则钦服。”“尝云：‘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远则唐太宗，次则后唐明宗，近则宋太祖、太宗也。”[28]不仅重视史鉴作用，还对历史人物进行品评，成为为数很少的辽史评论的翘楚。至辽道宗时，还专门比较古今优劣，颁布《史记》、《汉书》行于世，重视史的典范鉴戒作用。对史臣甚至重要官僚的选拔，也注重才学史识之能。
    辽代修史与学习历代修史经验、史书的鉴戒功能等，在目的上，与各代还有所区别。无论是立纪功德碑，还是墓志，抑或修史，都强调了史的传送功能。耶律孟简《乞修国史表》云：“本朝之兴，几二百年，宜有国史以垂后世。”[29]又《全辽文》之《涿州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云：“古之碑者，用木为之。乃葬祭饷聘之际，所植一大木，而字从石者，取其坚而久也。后人铭功其上，不忍去之。秦汉已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欲图不朽，易之以石。”[30]辽代的佛教徒们大量刻石，一方面为了知经所在，能够流传；另一方面也与“有水火不能烧漂，风日不能摇消”之义有关。因此刻石者亦为国手。大约追求永恒也是辽人在特殊地理环境和时代氛围下的一种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