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史机构和史官
    关于辽代的修史机构和史官，《辽史》卷四七《百官志》“国史院”条云：“监修国史，圣宗统和九年（991），见监修国史室昉。史馆学士，景宗保宁八年（976），见史馆学士。史馆修撰，刘辉，大安末为史馆修撰。修国史，耶律玦，重熙初修国史。”[9]元修《辽史》时已有文献难征之叹。其修史的主要材料就是辽人已成的实录和各类碑传。这段材料完全抄自《辽史》的纪传。一部历史著作中志表整段照抄纪传，《辽史》以外，未尝有闻。可见修史材料之贫乏。事实上疏漏也十分明显。
    考《辽史》景宗保宁八年（976）“二月壬寅，谕史馆学士，书皇后言亦称‘朕’暨‘予’，著为定式。”[10]这条材料告诉我们，辽初的修史机构是史馆，而非国史院，学士是其长官。辽穆宗之昏庸，史有明书，因此，修史机构或在穆景之前已设立。检《契丹国志》卷十七《麻答传》云：“又以宰相员不足，乃牒冯道判史馆……其僭妄如此。”麻答是辽太宗从弟，牒虽称僭妄，但表明太宗时代已有了史馆的建制。又《辽史》圣宗统和九年（991）“枢密使、监修国史室昉等进《实录》，赐物有差。”[11]室昉是枢密使，由他监修国史，负责修《实录》，说明统治者对史已十分重视，但史官还是兼职。《辽史》卷十七《室昉传》，《辽史》卷八○《邢抱朴传》也作如是说。
    复按《辽史》圣宗开泰五年（1016）十一月“以参知政事马保忠同知枢密院事、监修国史。”[12]又辽道宗寿隆六年（1100）十月“以枢密院副使王师儒监修国史。”由此观之，圣道二帝时监修国史的职掌地位已渐轻，但不是说不重视修国史，相反是史官职掌地位正常化的表现。此时仍是兼职。监修国史后来成为修史的专职官员，修国史才是主笔。《辽史》卷九一《耶律玦传》云：“重熙初，召修国史，补符宝郎，累迁知北院副部署事。”[13]又《萧韩家奴传》云：“诏谕之曰：‘文章之职，国之光华，非才不用。以卿文学，为时大儒，是用授卿以翰林之职。朕之起居，悉以实录。”[14]从这条材料看，修国史与起居实录已有分工。史馆修撰见《刘辉传》：“诏以贤良对策，辉言多中时病，擢史馆修撰。”[15]《百官志》言时在大安之末。
    除了《百官志》所列的四种史官名称外，还有同修国史，大约非正员。《契丹国志》卷十八《刘六符传》说：“年十五，穷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兴宗时，为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16]从材料看，兴宗时已有了同修国史的职务设置。
    辽代的史料文书并不都存放在史馆，据《通鉴长编》重熙十一年（1042），也“藏于宗庙”。又据《辽史》卷二三“大康二年（1076）”，辽代还有修注郎这样具体从事《起居注》的官员。据《辽史·太宗纪》，史官还有占吉凶的任务，和中原地区亦雷同。
    三史学思想
    辽代没有专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也缺乏相应的史学实践，只有一些零散的议论，但细加归纳，仍可粗知其框架。
    （一）不虚不讳，直书信史辽代修史最勤莫如实录，代有所为，还有通代的“事迹”，都强调实录之实，以大兴天下。如《辽史》卷一百四《耶律孟简传》，孟简对有关的修史官员强调说：“史笔，天下之大信”，信史说代表了当时人们对史的普遍看法和评价。又辽兴宗重熙十八年（1049）《赐高丽国王册》云：“四方于宣，匡合之名辉信史；一变至道，拊循之化洽熙民。”[17]所谓信，实为史之第一要义。又其诏萧韩家奴云：“朕之起居，悉以实录。”皆强调一个实字。不过这种实录并不是一般意义的编年大事记，而是如实记录，受钵于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之意。如萧韩家奴记兴宗秋猎伤人事，兴宗心虽不悦，但以“史笔当如是”相许，说明史的神圣亦即求实观念，已为辽人上下所认同。辽代还把如实记录的文字皆称为实录，如修庙立碑实录、修桥实录等。求实不隐，既“摭兹遗懿”，又“以直书”，[18]已成为天下之共识，辽人已科学地把握了修史原则及其本质。
    （二）华夷之辩中原地区曾一度是中国文化发达地区，在此居住的汉人自称华，而把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称为夷狄或蛮夷。依传统，夷狄之地往往以可汗、大王、酋长之类相君，而中原地区自秦始皇始专以“朕”况。辽人建国以后虽也仿用“朕”，但不固定。辽人深知自己的文化比较落后，所以加快了向中原地区学习亦即汉化的步伐。辽世宗“慕中化风俗，多用晋臣，而荒于酒色，侮诸宰执。”[19]以致辽代宗室把世道之乱归罪于汉官：“朝廷征汉官致乱耳。”辽景宗保宁八年（976）谕史馆学士“书皇后亦称‘朕’暨‘予’”。诏谕既体现了双圣格局的法律意义，也表现了辽人与汉人对等的文化指认。《全辽文》所收萧韩家奴《请追崇四祖为皇帝疏》亦称：“上世俗朴，未有尊称。臣以为三皇礼文未备，正与遥辇氏同。后世之君，以礼乐治天下，而崇本追远之义兴焉。”“夫天皇帝之考，夷离堇的鲁，犹以名呼。臣以为宜依唐典，追崇四祖为皇帝。”这次追赠的目的就是要从形态、心理上改变辽人“犹以名呼”的文化传统，追远崇本，确立起契丹人的主体地位。唐高祖李氏本非汉人，建国后创立先庙，尊四世为帝，辽人仿此，意义深远。《辽史》卷二六《道宗纪》云：“以有司案牍书宋帝‘嗣位’为‘登宝位’，诏夺宰相郑颛以下官。”[20]不仅与汉平起平坐，干脆以“我”为中心。这种新的观念打破了地域自封的文化心理，形成辽人包宇八方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