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书翻译
    辽代设有史馆、昭文馆、崇文馆、乾文阁、宣徽院等许多文职机构，五京之中也设立了文职学职。《辽史》卷四八《百官志四》说：“道宗清宁五年（1059），设诏养学士，颁经及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辽代的京、州、县、乡皆有学校，以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等为教材，内中也包括一定的历史学著作。传为李浣（一作唐肃宗时代李翰）所作的《蒙求》即是文史哲等知识学科具备的童蒙识字教材。这些著作不是契丹人所著，因此传播时就要翻译，翻译业由此而兴。
    辽代开国皇帝阿保机精通汉语，他可以直接阅读汉人著述。其长子东丹王不仅通汉语，还能大量写作诗文，曾于辽宋交界处买书万卷，藏于医巫闾山读书堂。到辽太祖等人创造了契丹文字以后，为了在契丹人中普及汉人文化，政府遂支持翻译典籍的活动。这样翻译之职就格外受到重视，还成为某种才干的象征，见《辽史》卷八一《陈昭衮传》，卷八三《耶律学古传》。辽人称翻译为译鞮，并当成专门的职事官。据《辽史》卷二四，辽道宗大康九年（1083）“定诸令使、译史迁叙等级。”据《契丹国志》卷七，辽代的帝王基本上皆通晓汉语，辽圣宗还以契丹文字译白居易《讽谏集》，召其大臣等读之。不过大多数帝王不愿亲自动手，而由下臣为之。由于语言具有社会化的特征，辽人要大力发展文化，所以翻译的地位自然不同一般。从功利上看，史学的干预借鉴功能更甚于文学。据《辽史》卷一百三《萧韩家奴传》：“又诏译诸书，（萧）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31]由此看出，辽代的史学翻译，不仅有官译，也允许私译。这样史的传播固然效果明显，但也容易引起混乱，因此，辽道宗时颁《史记》、《汉书》于世。大约五代以前的史书，辽人均已具备，这不能不归功于翻译。辽代史书翻译的蓝本，多从书市买来，也有少量为宋赠书。燕云十六州归辽，灭晋取书而北，也成了辽译藏史书的来源。宋使称辽已“无所不有”，接近事实。（见苏辙《栾城集》卷四十一）
    五专门史
    专门史指辽代对于某些学科的研究的专门学，不仅体现出这些学科研究的时代水平，也记录了这些学科的发展历史。由于不是全面的科技或学术史描述，所以只是择而言之。现就有关辽代典籍所涉天文星命之学、文字学、音韵学等，略述概况。
    在历史学著作中系统地记述天文学内容的，当首推《史记》。《辽史》简略，不及天文学。《全辽文》卷五有耶律纯《星命总括序》一篇，作于辽圣宗统和二年（984）。此书向无完本，《文渊阁书目》作一卷一册，《千顷堂书目》作五卷，清人从《永乐大典》残卷中辑出一些，已可见其大概。据序，统和二年（984），耶律纯以翰林学士之职，因议地界事奉国书使于高丽辽东，与高丽国师讨论星命之学，自称其学得之于海上异人。据序文，其由五星五行之说推衍出干支形态，把传统的十二宫与地上的十二动物相对应，作为星命之学的根本。从辽代的十二神纛看，这十二种动物皆带有某种意义上的神化与社会化的属性。如所谓鼠乃子垣之宫神，大约也就来源于鼠打洞于墙中，与大地之母相通，得地息之气，与节气相生相动，所以天地相配分化为天之星干与地上十二种动物相配合。此序此说源于东汉。按王充《论衡》多处言及，与之相合。晋人也编有十二属相歌。
    辽代的文字主要有辽、汉两种，研究语言文字学主要是针对汉语言文字而言。其著作首推《龙龛手鉴》。该书简省《说文》以来五百四十部首为二百四十二部首，广收当时俗字、简体字、合音字、合义字，快读、慢读、分读等诸类，既是文字使用之革新，也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反映了辽代的语言成就。据《梦溪笔谈》载，此书入宋后亦多次印刷，大受人们欢迎。
    在音韵学方面，唐释玄应撰有《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唐释慧苑撰有《新译华严经音义》二卷。辽人沙门希麟撰有《续一切经音义》。此书历时二十载，长达一百卷，显示了深厚的音韵学知识与水准，也反映了辽代在音韵学方面的成就。
    辽代有关世家名门，往往延用汉人传统修有家谱，所谓国史家牒，亦作世谱。《辽史》卷九四《耶律世良传》云：“才敏给，练达国朝典故及世谱。”据此，辽人有家谱者当不少，但无实物传世，无法展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