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1856年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惨败后，痛定思痛，开始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民族工业，由此掀开了工业化的序幕。19世纪下半期负责工商业事务的财政部倾全力实施工业化计划，大力兴修铁路。被誉为俄国工业化之父的维特，更是不遗余力地不惜重金，发展重工业。l9世纪90年代俄国工业化成绩斐然，俄国跻身于中等资本主义国家之列。俄国工业发展一枝独秀，农业生产却徘徊不前，症结在于有限的财力用于工业和铁路，农业受到冷落。财政部、内务部和国有财产部（1894年起改组为农业和国有财产部）围绕农业纲领一直矛盾重重，各行其是，甚至意气用事，导致农业问题更为复杂。农业贷款的形式、规模之争折射出政府经济政策和农业政策的缺失。l9世纪末-20世纪初农业和农民问题一直是俄国最棘手的问题。
    一、关于国家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
    从19世纪90年代起工业和农业比例失调导致俄国统治集团围绕国家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产生争论。农业生产集约化问题对整个国民经济而言十分重要，但多数领地贵族和绝大多数农民囊中羞涩，缺乏流动资金，更谈不上长期投资。因此，关于俄国经济发展中工业和农业孰先孰后问题，关于财政大臣维特力争保护工业的方针问题的争论，变成了关于农业吸引资金的方式和规模的问题。在俄国国家不向农业直接拨款，出路在于设立农业贷款，借助于此，货币市场的部分资金将流向农业。由于俄国农业收入低，农民份地经济无抵押能力，预先决定了必须由国家担保发行农业用途的有价证券，由此这种证券在货币市场上与国家其他证券和由国家担保的证券产生竞争。
    1861年改革后政府未认识到农业贷款的作用，认为地主获得赎金可使其经济适应新经济条件，而农民不再依附于地主后，社会地位得以改善。最初靠私人土地银行满足地主对抵押贷款的渴求，但领地贵族多将赎金和私人银行的贷款用于非生产目的，很多地主刚刚还上旧债，又被新债所困。改革后农业生产迅速发展靠粗放式方法扩大耕地面积和变草场为耕地，导致畜牧业萎缩。世界农业危机对俄国农业冲击很大，财政部、农业和国有财产部围绕如何化解农业危机意见不一。
    财政大臣维特在其任期内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国家帮助农业不是直接投资而是提供低息贷款，兴修铁路网，建立远洋商船队，大力发展民族工业，“为农产品扩大国内市场，增加投资，最终为农民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维特最初反对国家向农业直接投资与其准备向农业大规模贷款有关，在重新审查国家银行章程草案时，他强调尽可能简化工业和农业的贷款手续。1894年前维特坚持向农业贷款的立场，相信借助于纸币可同时刺激工业和农业。但是当维特意识到实施金本位不可能增加纸币流通量时，他别无选择地倾全部财力发展工业和兴修铁路。
    1891年俄国与德国的关税战升级，俄国农产品向德国市场出口份额萎缩，为领地贵族贷款问题再次凸显。政府内部一派力主国家通过种种手段加大支持贵族的力度；另一派则坚持为所有等级造福。1892～1893年是贵族地产波动最剧烈的时期，贵族地产危机四伏成为上层统治者围绕维特经济方针之争的焦点。尼古拉二世登基后，非常关注农业问题。因此，维特不得不为坚持发展工业方针分神。他坚持按既定路线前进，在1895和1897年预算报告中，向新沙皇强调亚历山大三世时期所信奉的“维持预算平衡、准备货币改革和发展国内工业”思想，赞扬亚历山大三世是国内工业的守护神，坚信回归农业国家无疑是“经济灾难”。维特坚持领地贵族利益是“私人经济”，不能与国家利益或者农业利益相提并论。  贵族等级事务特别会议试图改变俄国经济总方向未果，因为与历史进程的客观趋势相矛盾，且优先发展农业的拥护者没有切实可行的纲领，结果该会议旨在扶持贵族等级的兴农措施收效甚微。在90年代初期和中期贵族请愿书将等级要求放在了首位。从90年代末开始，粮价逐渐回升，抱怨地主经济蚀本的根据不足，贵族批评维特经济方针的理由愈来愈不充分。同时，农民特别是中部黑土带诸省的农民地位明显恶化，争论各方开始公开讨论“中部地区贫困化”问题和必须减少赎金、如何化解农民缺地和少地问题。
    维特的对手将农民贫困的全部责任推到财政部的税收政策上。1897年国家监察使Т，И，菲力波夫指出：“农民，特别是中部诸省农民无力纳税”，尼古拉二世“完全赞同”。翌年，菲力波夫在例行报告中专门强调“相关部门”必须遵照尼古拉二世的旨意减税和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农业贷款特别是抵押贷款机构设立初期，有利于大领地贵族自保。根据1893年12月14日法令，农民的份地既不能出售，也不准抵押，即使支付了全部赎金也不行。后来这些严厉规定稍有缓和。最终政府在地产和贷款方面维护等级原则的种种努力落空，甚至专门为保护贵族地产而设立的贵族银行此时也无能为力。
    维特从容面对指责，他承认一些地方农民经济走下坡路，但根源不是由于自己的政策，而是源于农民无权地位和等级隔绝。维特1903年前对村社颇有微词，此后不再认为村社是农民福利的保证，承认农民为保护工业付出了代价。1899年夏天，维特成功地化解了对其倡导引进外资政策的攻击，但从1899年秋天起，世界性金融和工业危机的爆发为财政大臣的对手提供了新的口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