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运动已经表明西方现代民主社会欠下了深重的债务。同时现代民主面对一项对政治生态隐蔽的债务，它扩大在空间（跨国的相关性）、时间（跨世代的相关性）和整个自然界（中心生物和物种间的相关性）为扩大个人的自主权和集体的团结斗争中的隐蔽债务。特别是这种民主不习惯于在它的进程中把某些方面结合起来，除了扩大我们团结的范围，为了向人类的一种文明生存的过渡，这是中心的问题：自我局限的问题，没有发言权的代表性，全球的管理以及应对生态紧急情况的能力。
    本文不想过细地展开此事，也不想发现完美的解决办法。我只限于对毎一项挑战做出预测和提出建议，希望这对所有那些感到不安和急寻选择的机构和个人有用。
    自我局限的民主
    西方民主社会挥霍的特性是造成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决定性的因素之一就是自我局限。以另一种更有组织的方式来说，需求的全球管理是首要的，不仅是在人们更多地接受的问题上，如水或能源，而且也在大众消费的所有的方面：肉和鱼的消费，二氧化碳的排放，自然资源（可更新的和不可更新的）的利用，可支配的土地的空间，丰富的可接受的材料……当然，根据环境公正的原则，特别是以有序的所有人都接受的方式确定我们的消费的界线和分配属于我们的自然的部分，这将对社会（“公共的牛”）提出一项规模巨大的挑战。
    为了不致落入专制的诱惑，或更糟糕的生态法西斯的诱惑，出现一种分散和参与的模式是达到目标最有效的形式，在生态主义的和变革运动中普遍看到的，以民主的方式决定需要（基本的、社会的、工具的等）根据生态的限制和社会的公正进行调整。但是，很少见到的是找到如何组合这种“需要的民主”的具体建议。问题是不少的：一种集体的民主由谁确定和是什么样子？要辩论什么样的需要？如何将这种辩论与个人的自由相结合，因为个人的满足可能与集体的愿望发生冲突？因此确定有助于实现里奇曼所说对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的集体自我管理进程或民主的工具是非常重要的。
    实现这个集体重建我们的需要，没有强加于人，首先要经历一个重新民主地占有财富的进程，在这里我们公开提出因为什么，为了什么，到达哪里，我们如何生产，如何消费。在这个意义上，比维雷特2002年在由法国多元的左翼政府要求而提出的报告中鼓励在国家、地区或地方的范围内组织关于“财富的性质、财富的估算和流通”参与性的辩论。事实上，新经济基金会在建议每周工作21小时的时候，就在推动一种劳动准则的激进变革，它捍卫一个类似的思想：“一种关于我们如何使用、评估和分配劳动与时间进行全国的辩论”。尽管它没有仔细说明如何实施这项建议，我们能够在实践中找到某些以参与的方式实施的措施：欧洲理事会的“斯皮拉尔倡议”，魁北克“街头议会”产生“内部温和的产品”的社会运动，或是在南方巴西最贫穷的州之一的阿克雷州“可持续的生活”的口号。
    “过渡的倡议”本身也是一个以天真的方式想协调增长的局限与民主的新形式的运动。作为出发点，我们的社会必须同时超越气候的变化与石油的顶端，寻求建立在沟通和讨论（在城市、居民区、学校等范围内）的进程的基础上共同分担的解决办法。喜爱令人兴奋的方法，《世界咖啡》或《开放空间》主张将包容作为中心的价值，以便能够以实用主义的方式将很多人士、集体、协会、企业和机构都包容进来。同时也通过“经济民主”的工具作为选择的货币，消费的团体或时代的银行践行自我限制-不是不得不提及它-从生态的重新安排、团结到经济的回弹。
    没有发言权的人的民主
    “没有发言权（无声）”这个概念我指的是两类主要的人，今天他们在我们建立的民主制度中没有代表：人-生活在遥远的土地上比如在南方的国家的，或是还没有出生的未来的几代人-活着的和没有活着的人的剩余。事实上我赞同布鲁诺？拉托尔的惊讶，他自问为什么“我们想到政治曾是人与人之间的事务？因为人和非人总是相互作用，政治总同时是宇宙的定义”（2010年）。因此，我也赞同豪？里奇曼“克服我们傲慢的人类中心说，学会以未来几代人和其他活着的物种以及所有那些不能参加我们的委员会或大会的人，但是可以看互他们受到我们的决定的影响的名义说话……”的建议（2005年）。
    此外，围绕着彻底改变我们的现代世界性的“苏马克？考萨”和《自然的权利》从南方向我们提出了建议。正如2008年的厄瓜多尔共和国的宪法说的，“帕查母亲……有权要求全部尊重它的存在，保持和重新创造它的生命周期”，这意味着自然和它的不同的成分会变成政治的主题以某种方式不得不加入我们人类的民主进程。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回答巴巴拉？瓦德早在1972年就提出的问题：谁来保护地球？
    面对当前未来几代人的利益和非人道的默不作声的机器，我们首先遇到两条建议，它们共同之点是一种两院制的结合，以便扩大争执和辩论的空间。一方面，布格和怀特西德2009年在他们的“生态民主”的建议中提出一部使“未来的参议院”运行的 “生物宪法”。这个参议院特别专门处理长期的利益，由选举的成员组成，其基础同样是长期的计划。作者们在这个建议中还引入非政府生态组织的存在，作为公共权力进行讨论的机构。事实上，其存在与工会的社会对话一样，设想通过这种渠道与新保护环境的代理人、未来几代人或南方的居民进行“生态对话”，并非是不理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