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托尔则建议完善现有的国会，将其称为“价值的厅堂”，是一种“事情的议会”。在那里聚集着在一个特殊的领域有竞争力的知名人物，以及代表“事物”（红金枪鱼、蜜蜂、森林等）的人物，与今天代表公民的传统的众议员一样。拉托尔认为，这个议会“将代表的特权、民主的讨论和权利扩大到事物上”，初步看来在南方自然的权利取得进展。在提出这些建议的同时，我这里收集了三项表明同样意义的措施，我想这是普遍性的：
    未来的批评意见收集者：他是未来几代人的卫士，这在匈牙利已经存在。除了保卫现代人的寻求健康环境的宪法的权利，他作为未来几代人的卫士而行动，在国家的和地方所有法律中主张可持续性，推动公民社会对这些事务的干预；
    动物的卫士：在瑞士的苏黎士乡已经存在这一司法形象，但是在一次联邦的公民投票以后，没有能够扩大到全国；
    在北方的大会上南方的代表：“气候联盟”的城市网的副主席为热带森林地区的印第安居民的代表提供了结构上的形式。
    全球的和当地的民主
    生态运动从它们成立的时候起就明确：必须“从全球思考，在地方行动”，接近讨论的进程和公民的决定，以便更好地管理和分配我们的自然资源。同时尽管这种结合被采纳耽误了，1992年的地球峰会决定以新的世界的共识作为基础：我们只能以有效的方式应对全球的挑战，比如全球的升温，失去生物的多样性，砍伐森林等，对此做出全球的回答。以这种方式在从下和从上两个互相补充的力量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舞蹈”。全球的和地方的民主加强地方和全球参与的两个空间，使两种规模正确地结合，既来自机构也来自社会运动的参与。
    与此同时，我们把扩大分权作为工具，是为了建设社区和有回弹能力的社会（全球经济和能源联系的减少），世界社会－环境的形势需要超越生态市政的全球的联盟（增加全球民主的联系）。同时根据“大的改造倡议”小组的说法，“世界的改造需要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觉醒：一个世界广泛的公民运动，它表现为一种超国家的认同，为了一个全球的时代建设新的机构”。从2001年起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对环境问题有起伏），在2009年关于气候变化的哥本哈根峰会上的社会动员，2010年在玻利维亚科恰班巴举行的关于气候变化和地球母亲的权利世界人民会议，2011年10月15日全球的抗议活动，这些都表明了公民社会的能力，它们是超越地方范围的网络有组织的变化的代理人，有助于地方的和全球的活动之间的交流。
    另一方面，在哥本哈根峰会失败以后，也需要重新思考世界的机构的结构走向一个“全球商讨的框架”。比如，我们重新提出旧有生态的要求，一些国家的政府维护这种要求：世界环境组织将推动社会参与生态冲突与世界共同财富的关系（比如通过国际的和地方的非政府组织或是全球共识的会议）。此外，我们将这个想法与2010年科恰班巴（玻利维亚）会议建议的《国际气候司法法庭》相结合。同时通过建立一个“世界的议会”我们为走向全球的民主又迈出一步，它超越联合国大会现在的缺陷，在一个国家的政治分量与它的席位之间建立一种比例的方式，但愿能够组织一次世界性的统计。从短期和中期来说，将首先达到选择欧洲更大的一体化，超越不大适用于对跨边界的问题或是克服主权债务危机做出回答的国家的范围，主权债务与现实的经济危机（原料和能源流动的危机）有深刻的关系。我希望这种欧洲联邦主义能够来自一个真正的欧洲制宪的进程，不是一种新的超国家的罗曼蒂克，而是一种（在当前的经济全球化之内）规模适应于推动另外一种生产和消费模式（走向经济的生态重新安排）的地区的现实。
    生态紧急的民主
    至此，我们不能忘记某些生态作家提出的一个问题：生态危机的紧急情况与自我限制的民主、没有发言权的人的民主、全球的和地方的民主的时代共存吗？这种民主在能够进行讨论、培训公民和在地方的、地区的和世界的不同范围内将有多重利益的网络和代理人结合的时代，确实意味着复杂的和延长的程序。同时，按照塞马尔和维亚尔瓦的说法，存在民主地商讨的进程在将紧急情况与时间观念的结合内在的无能。更有甚者，存在一种生态的最后通牒（因气候问题和能源问题的交叉而得到加强），因此对做出重要决定是“从前的事情”。任何民主的理想都粗暴地消失了。
    不否认这种异议，这些思考的基础一方面在“停滞”型的场面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倾向于支持通过杰出的生态精英做出回答。虽然我赞成急需实现结构的变革，但几乎没有错误的余地，面对社会和文明的的毁坏现在的制度的承受能力似乎指出还可能存在一个“可持续的窗口”来实现重要的改革，它与民主地过渡到一种地方的和全球的巩固的可持续性是相容的。这里说的并非是对人的某种信念下赌注。很简单，我们必须承认未来的情况不能被预测，因为我们对于制度的现状缺乏完整的信息，我们不能预见混乱的复杂的制度的演变，也不能面对这种演变提前做出人类未来的决定。
    总之，在21世纪不确定和未决定为标志的21世纪的生态民主的范围内，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将所有的资源用于建设有回弹能力和团结的社会，准备应对剧烈的变化以及可能的突破点和思考。我的赌注是明确的：从生态学角度进行剧烈改革的民主开始，这不仅是令人向往的，而且也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