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基督教这种认识随着帝国对教会态度的转变出现了变化。在经历了公元4世纪初的最后一次大迫害后，基督教在公元313年获得了合法地位。君士坦丁依靠基督教的帮助独享罗马政权后，更是采取大力扶持基督教的政策。他本人则在去世之前受洗入教，成为第一个受洗入基督教的罗马人皇帝。到狄奥多西一世统治时期，基督教由合法的特权宗教上升为国教。在这种背景下，教会内部的神学家开始重新定位罗马帝国。与以往不同的是，罗马帝国不再是基督的敌人，而是上帝医治世界分裂的工具，罗马的和平是救世主降临的准备，是基督教信仰普遍化的重要基础。在许多教会神学家看来，罗马帝国与耶稣基督开创的未来王国之间存在积极的内在关联，皇帝成了教会在尘世的代理与保护者[12]。虽然基督教神学家对于罗马帝国在上帝计划中的角色与地位有不同的观点，但在罗马将与世界相始终这一点上是没有异议的。基督教的神学家们在赋予罗马崇高的现实和宗教使命的同时，还把它神圣化了，使得永恒之城又多了一个“神圣之城”称号[13]（P49-60），从而使二者合为一体，大大强化了其合法性基础。
    罗马帝国后期对于永恒的罗马观念的调整并非偶然，除了现实因素之外，罗马人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在罗马的传统中，封闭性和开放性并存是重要的特征之一。一方面，罗马人在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非常强调罗马人与非罗马人之间的区别，非常强调血统和出身的重要性。罗马人垄断了所有的政治资源，形成一个封闭的圈子。这种特点也渗透到罗马人内部组织中。罗马人内部政治资源的分配是按照血统加财产的原则进行的，在法律上有着明确规定。不同等级所具有的政治权限和地位不同，不能逾越。这使得公民内部各等级之间也呈现出很大的封闭性。正因如此，罗马人长期不愿意开放公民称号；另一方面，罗马人在实践中却又表现出很大的开放性和灵活性。罗马人通过授予公民称号或元老称号等方式，奖励那些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人。这就为非罗马人或外国人成为罗马人创造了条件，也使罗马人内部不同等级之间的流动成为可能。这类的例子非常多。此外，通婚和过继等方式也使得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更加频繁。从这个角度来说，罗马的政治又具有很大的开放性。这种特点在帝国时代变得更加明显，尤其是在元首和皇帝家族里面。宗教领域也是如此。罗马人对自己的神情有独钟，并以此区别于其他群体，但他们并不像基督教那样排斥异教信仰。随着帝国的发展，异教信仰的成分也被纳入其中，并冠以罗马人的宗教或信仰的名义。可以说，这种二重性特点是罗马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其长期保持活力的必要前提。
    就罗马帝国后期的“永恒的罗马”观念而言，也是如此。一方面，它是相对封闭的、不变的。虽然经历了包括罗马陷落和政权覆灭等巨大灾难，这种观念仍然没有消失；另一方面，它又是在不断调整和变化的，呈现出很大的开放性。在帝国重心转移、宗教信仰发生巨大变化的过程中，其具体表现方式已经有了显著变化。
    注释：
    ①罗马人习惯上把“城市”作为罗马的代名词使用。
    参考文献：
    [1]Kenneth J. Pratt, Rome as Eter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26，No. 1（Jan.-Mar.，1965），p.26.提布鲁斯著作英文译本参见：The Elegies of Tibullus, Theodore C. Williams tran., The Gorham Press, Boston 1905，Ⅱ。5，23.
    [2]Livy, History of Rome, B. O. Foster, tran. , vol. Ⅱ， vol. Ⅲ， vol. V, vol. Ⅷ，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2, 1923, 1929, 1949, iv. 4, 4; v. 7, 10; xxii. 16, 12; xxviii. 28, 11.
    [3]Virgil, Aeneid, H. Rushton Fairclough, tran., vol. I, Loeb Classci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38, I. 282.
    [4]Martin Percival Charlesworth, Providentia and Aeternitas, The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Vol. 29, No. 2（Apr., 1936）。
    [5]F. G. Moore, On Urbs Aeterna and Urbs Sacra,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Vol. 25（1894）。
    [6]F. G. Moore, On Urbs Aeterna and Urbs Sacra.
    [7]Ammianus Marcellinus, Roman History, vol. I,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35, XⅣ。 6, 3; XV. 7, 10.
    [8]Theodore S. De Bruyn, Ambivalence Within a “Totalizing Discourse”： Augustine‘s Sermons on the Sack of Rome, Journal of Early Christian Studies, vol. 1:4（1993）。
    [9]F. G. Moore, On Urbs Aeterna and Urbs Sacra.
    [10]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 Clyde Pharr, tran. , The Lawbook Exchange, Ltd., New Jersey, 2001.
    [11]Jordanes, Getica, Charles Christopher Mierow tra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15, P.291.
    [12]R. H. Markus, The Roman Empire in Early Christian Historiography, From Augustine to Gregory the Great, History and Christianity in Late Antiquity, Variorum Reprints, London, 1983, Ⅳ。
    [13]F. G. Moore, On Urbs Aeterna and Urbs Sca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