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与超越
    在古希腊时期，对哲学思辨的崇尚之所以最终升华为一种对科学真理的不懈追求，还在于古希腊人对人性本质的理解以及对生命价值的态度。这就意味着，带有浓厚科学探索意味的哲学思辨不仅是少数贵族哲学家把玩的思维游戏，而且还是一种能为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所和个体生命价值的文明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意义上的科学，本身就是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此，伊甸园的神话就是一个富有象征性的文化隐喻。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由于偷食禁果的原罪，人将永远受到沉重肉身的羁绊。柏拉图也比喻说：人的灵魂本来就属于上天的精灵，“那时它追随神，无视我们现在称作存在的东西，只昂首于真正的存在”。可后来，灵魂坠入了肉体，依附于躯体，因此而遗忘了过去的一切。因此，人生的意义根本就无法在现实的此岸世界里实现，而只能依靠“灵魂”的力量到形而上的彼岸世界中去探求。前者是有限的，后者才是永恒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挣脱有限，进入永恒和无限。这种寻求和超越的姿态，不仅表现在以基督教为核心的宗教信仰中，而且还表现在纯粹的理智思辨中。
    我们都知道，在现实世界中，无论怎么在白纸上摆弄圆规和直尺，都无法画出理想中纯粹的“圆”。用柏拉图的话来说，“圆的东西”并不是“圆”本身，只有停留在理性思维里，落实到抽象概念中的“圆”，才是完美无缺的。相反，现实中一切圆的东西，由于受到物质材料的“污染”，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与此相对应，我们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闻到的，就是一个充满虚假和错误的世界。而唯有理智和思维，才能让我们完全摆脱感性的束缚，进入到那个理想的纯粹世界。正如巴门尼德所说，“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其实是一回事情”。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一方面，唯有思维中的东西才是真正存在的东西，而我们感官所感觉到的东西都是一些将我们导入歧途的“意见”，不是“真理”。另一方面，所谓的“真理”，真正的存在，唯有通过智力活动才能达到，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理解为什么古希腊人如此热衷于抽象的哲学思辨了。因为，正是依靠纯粹的思辨，有限和无限之间才得以架起一座互相通约的桥梁。它不仅给人带来一种纯粹思维的乐趣，而且还是更深层次的安身立命。难怪德谟克利特说，发现了自然界的一个因果联系，比作波斯国的国王还要高兴。亚里士多德也说：吾爱吾师，更爱真理。
    理性与非理性
    轻感性、重理性的思维取向，在促使理性科学在古希腊率先发达起来的同时，也潜在地侵蚀着理性科学得以确立的基础。因为理性无法反过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由此留下的空白，最终只能由非理性的信仰来提供支撑。正因为此，西方科学的发展，自始至终都伴随着宗教的庇护。非理性的宗教情感，看似是理性科学的天敌，而实际上也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维特根斯坦曾说：“令人惊讶的不是世界如何存在，而是世界竟然存在。”科学知识的发展虽然能够令人类更加精确地描述世界，但却永远也无法给出世界“为何如此这般”的正确解释。对此，人只能保持近乎神秘主义的敬畏和信仰。正如爱因斯坦所说：“自然最不可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它是可以理解的。”
    这种神秘主义倾向，早在古希腊科学发展中就初露端倪。比如，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是一个以研究数学著称的哲学学派。但匪夷所思的是，这个学派也是一个有着各种荒诞禁忌的神秘主义宗教组织。毕达哥拉斯认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是数，而不是其他东西。数字和数字之间存在着神秘的和谐关系。而遵循数字关系构成的宇宙，也处于和谐的关系中，就像音乐一般演奏着有节奏的声音。“数就是和谐，和谐就是美，”数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去寻找和发现浩瀚宇宙中那种神秘的和谐关系，以体验造物主的神奇。正因为此，当毕达哥拉斯发现了直角三角形三边之间的和谐关系之后，他的信徒一度陷入疯狂，甚至杀掉了一百头牛来祭奠这个在当时根本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学说。
    这种近乎疯癫的举动似乎切中了“哲学”一词的原初意义。从词源学上考察，“哲学”这个词最早出自希腊文philosophia。这个词由两部分组成，即“philo-”（喜爱）和“sophia”（智慧）。顾名思义，“哲学”就是“爱智慧”。柏拉图曾经借苏格拉底之口说：智慧这个词太大，它只适合神，而“爱智慧”这类词倒适合人类。“爱智慧”，不是“有智慧”，更不是“求智慧”，而是对“智慧”抱有一种非理性的炙热情感。正如柏拉图所说，理性的最佳状态是一种疯狂，最高境界则是一种称之为“爱”的情感。但是，无论是“爱”还是“疯狂”，都是靠一种神秘的直观和体验来实现的。颇具讽刺性的是，直观和体验，恰恰是对理智的背离。就这样，当理智走到了尽头，无法为信仰提供支撑时，科学与信仰、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就不期而遇了。毕达哥拉斯、柏拉图，还有后来的黑格尔，都是以理性思辨著称的哲学大师。可是，他们却都在自己学说的影响下集体走向了疯狂。疯狂地去爱，最终成为了他们无法摆脱的命运。
    现实与未来
    一种精神，只有深植于文化的沃土，体现为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和追求，才能真正地开枝散叶。正因为此，那些将真理视为生命的西方科学家们，才前赴后继地演绎出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科学史话。当罗马大军攻陷叙拉古城时，阿基米德正在沙地上演算几何题。面对敌人的兵器，他镇定自若地提出请求：“稍等一下，让我解完这道题。”为了确立“日心说”，哥白尼几乎耗尽了后半生的精力，在弥留之际终于使《天体运行论》一书公之于世。而为了坚持这一科学结论，布鲁诺曾不断遭受处分、监禁，直至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在鲜花广场……
    反观今日之中国，虽然追求科学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和潮流，但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精神并没有真正在中国扎根。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拯救中华的情结已深入国人骨髓。于是乎，带有强烈目的性的知识学习迅速演变成了经世致用的技术训练。这使得我们的学习和教育至今还带有浓厚的“培训”色彩，而对科学的理解也大多停留在功利层面。上个世纪，针对二三十年代的“留学热”现象，陈寅恪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本，不揣其本，只治其末，充其量，只能是下等之工匠。”辜鸿铭也说：“是什么原因促使人们去追求科学呢？多数人会以为是出于对铁路、飞机一类东西的需要导致了对科学的追求。实际上并非如此，当前所谓进步的中国人为了铁路、飞机去追求科学，他们永远也无法懂得科学的真谛。在欧洲历史上，那些真正献身科学、为科学的进步而努力的人们，那些使修筑铁路、制造飞机成为可能的人们，他们最初就根本没有想过铁路和飞机。他们献身科学并为科学进步作出贡献，是因为他们的心灵渴望探索这广袤宇宙那可怕的秘密。”
    带有功利色彩和目的预设的科学理念，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也日益显露。比如，当前被列为“冷门”专业的不仅是文、史、哲这些文科专业，那些进行基础性研究的理科专业也是“门前冷落鞍马稀”。原因很简单：文科专业无法转化成直接现实的生产力，而基础理科专业，则是不能在很快的时间内转化成生产力。殊不知，没有基础性理论科学的发展，怎么可能会有技术的革新和突飞猛进？没有为科学而科学的超功利精神，怎么会有重大的科技成果重磅出炉？翻开历史不难看到，凡是真正的划时代的科学家，无一不是对人类文明进程有着深远影响的大思想家。莱布尼茨对于二进制的研究，正是得益于中国古代《周易》思想的启发。爱因斯坦在其自传中也坦率地承认，他之所以能够建立相对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哲学特别是斯宾诺莎哲学的偏好。
    也许，文化土壤的改良，超功利心态的培养，机制体制的改革，才是中国科学进步与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