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师承记》与《汉学商兑》——兼论清代中叶的汉宋之争(3)
但是,就在汉学极盛的情势下,仍有一些宋学家不甘寂寞,意欲坚守宋学壁垒,与汉学相抗衡。他们抓住汉学烦琐破碎,不切实际的弊病大作文章,攻击汉学与程朱立异,识小遗大。程晋芳说:“古之学者日以智,今之学者日以愚。古之学者由音释训诂之微,渐臻于诗书礼乐广大高明之域;今之学者烦琐章句,至老死不休。”(46)姚鼐也指责汉学家“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其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巨,夫宁非蔽与”!(47) 嘉庆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汉学日益暴露出其本身的弊端,一些汉学营垒中人也不乏有清醒认识者。段玉裁自谓平生“喜言训诂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追悔已晚”。(48)焦循目睹乾嘉时期考据学家“诘鞫狭隘”的种种弊端,十分不满,因而大声疾呼,强调“通核”,反对“据守”,甚至主张摒弃“考据”之名,直称“经学”,以融会众说,兼收并蓄。而历官乾、嘉、道三朝,被称为汉学护法大师的阮元,则更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折衷汉宋,二者兼采的倾向,认为“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49)因而他主张“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即兼采二者之长,使其共同为封建统治服务。汉学内部如此,而宋学家受考据学风的影响,也早已开始倡导义理与考据的结合。姚鼐“尝谓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一途之中,歧分而为众家,遂至于百十家,同一家矣。而人之才性偏胜,所取之径域,又有能有不能焉。凡执其所能为,而毗其所不为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为善”。(50)翁方纲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考订,认为“学者正宜细究考订诂训,然后能讲义理”,(51)同时又十分强调“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主”,以避免“嗜博”、“嗜琐、“嗜异”、“矜己”之弊。(52)就连撰著《汉学商兑》的方东树,也主张“义理、考证、文章本是一事,合之则一贯,离之则偏蔽”。(53)甚而在他极力攻击汉学之时,也不期然采用了考据的方法,旁征博引,以证己说。并且不得不肯定“汉学诸人于天文、术算、训诂、小学、考证、舆地、名物、制度,诚有足补前贤裨后学者”。(54)可见,嘉道时期,无论是汉学家,抑或宋学家,都已经觉察到各自的弊端,并且自觉不自觉地吸收了对方的某些合理因素,试图为本学派补偏救弊。因此,清代中叶以后,汉学、宋学实际上已呈现出合流的趋势。然而,此时的清朝统治,已然走过了它的全盛期,国内各种社会危机日益暴露,国外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频频叩关,面临“千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长期专注于古代经籍中的汉学无法适应迅速变化的形势,不能解答社会现实的问题,而理学也早已陈腐不堪,同样不可能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因此,尽管二者试图相互调合,共同补偏救弊,但仍然无法避免双双走向衰落的命运。在严峻的挑战面前,一个崭新的学派应运而生,这就是清代的今文经学,中国传统儒学也由此而步入近代阶段。 注释: ①(16)阮元《汉学师承记序》。 ②《清史列传》卷69。 ③⑦⑧(13)江藩《宋学渊源记》卷上。 ④⑤⑥⑨(11)(12)《汉学师承记》卷1。 ⑩《汉学师承记》卷7。 (14)《汉学师承记》卷2。 (15)(21)(22)《经师经义目录》。 (17)(19)《汉学师承记》卷8。 (20)伍崇曜《汉学师承记跋》。 (23)《龚自珍全集》第五辑,《与江子屏笺》。 (24)《清史列传》卷69。 (25)《清史列传》卷67。 (26)(28)(32)《汉学商兑序例》。 (27)(29)(54)《汉学商兑》卷下。 (30)(31)《汉学商兑重序》。 (33)(34)(35)(36)(38)(39)(53)《汉学商兑》卷中之下。 (37)(40)《汉学商兑》卷下。 (41)《四库全书总目》卷1,《经部总序》。 (42)《四库全书总目》卷6,《易》类案语。 (43)《四库全书总目》卷33,《九经古义》提要。 (44)《四库全书总目》卷6,《周易述》提要。 (45)姚莹《东溟文外集》卷1,《复黄又园书》。 (46)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1,《正学论》。 (47)姚鼐《惜抱轩文集》卷7,《赚钱献之序》。 (48)《段玉裁《经韵楼集》,《朱子小学恭跋》。 (49)阮元《研经室一集》卷2,《拟国史儒林传序》。 (50)姚鼐《惜抱轩文集》卷7,《复秦小岘书》。 (51)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7,《与程鱼门并钱戴二君议论旧草》。 (52)《复初斋文集》卷7,《考订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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