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前，北京史学界的一些同志曾就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有的同志主张今后不要再采用这种提法，以免产生种种流弊；但另外一些同志则认为这个口号本身并无根本性的错误，仍能成立。我认为，历史学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作为一个口号，我们最好采用“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服务”之类的提法，去掉“政治”二字，以免产生一种误解，以为历史科学应当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本文不打算对口号本身做更多的讨论，仅想就这个问题的实质试作一些分析。以下谈四点意见，向同志们请教。
    一块试金石--革命性与科学性的内在的、不可分割的结合
    历史学从来都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例如，封建史学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目的就在于为宋王朝提供统治经验，求得长治久安的办法。资产阶级史学家中有的人不隐讳历史与政治的关系，如西利（J.R.Seeley，我们后面还要讲到他）；有的人虽然标榜“为历史而历史”，实际上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马克思主义的各门社会科学，包括历史科学在内，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精神武器，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①毛泽东同志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辨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②以上两段话说的都是哲学，但其中所讲的基本道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也是适用的。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剥削阶级的历史学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二者在都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不同的是，剥削阶级的历史家由于具有剥削阶级的偏见，往往歪曲社会的历史（不等于说都无真知灼见）；而无产阶级的历史家由于是为无产阶级这个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服务的，他们根本不需要歪曲社会的历史，而恰恰相反需要揭示历史的真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是把革命性与科学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的革命性是建筑在科学性的基础之上的。列宁讲过这样非常重要的一段话：“这个理论（指马克思主义--笔者）直接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因而也就帮助无产阶级尽可能迅速地、尽可能容易地消灭任何剥削。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是偶然地结合起来（即不仅因为学说的创始人本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③
    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与革命性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起来，这是一块试金石。凡是在历史研究中严格遵循这个原则的人，才是真正为无产阶级服务，才能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作出贡献。反之，凡是肆意践踏这个原则的人，不论他把“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之类的口号喊得多响，如果不是“四人帮”之流的无产阶级的敌人，至少也是历史科学的破坏者。还有一种人，他们不反对上述的原则，但在研究过程中又往往把革命性与科学性割裂开来，以为科学性是从属于革命性的，为了某种“政治上的考虑”，可以有选择地对史料作些“剪裁”的工作，牺牲一下科学性也无妨。下面我想分别就这几种不同的情况，试作一些分析。
    影射史学的流毒必须继续清除
    在文化革命中，“立足现实，追溯历史”之类的提法曾经风靡一时。叛徒张春桥还说过：“讲历史都是讲现在，都是为解决现在的问题。”诸如此类的论调似是而非，使不少人上当受骗，流毒至今有待于进一步清除。
    “立足现实，追溯历史”，是影射史学对于自身的绝妙写照。所谓“立足现实”，实际上就是立足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的政治需要；所谓“追溯历史”，就是按照这种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去歪曲、篡改历史。影射史学的文章一律是先有结论，后凑材料。材料有时有几条，但往往是被曲解的；有时是孤证；有时连孤证也没有，便干脆捏造出来。按照这种办法炮制出来的文章，当然只有反革命的政治性，而毫无科学性。正是由于毫无科学性，一当炮制者的政治地位丧失以后，它们也随即失掉存在的价值，此后只能被送往废品收购站，或起点反面教员的作用。
    在外国，为了某种反动政治的需要来伪造历史的例子，也是常见的。例如，十九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史学家西利，就是一个殖民主义的狂热的辩护士。他主张历史学要与实际政治发生关系。为了替英帝国奴役印度的罪行进行辩护，他硬说一八五七年印度士兵的起义是被印度人民消极对待的。④又如，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一些御用史学家便纷纷编造他的历史“功勋”。关于赫鲁晓夫的初期活动，一九五三年以前的资料只提到他参加过国内战争。后来却把他参加革命的时间越提越早，硬说他在一九一七年初已经是乌克兰革命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却避而不谈他入党的时间还在一年以后。苏联国内战争快结束时，赫鲁晓夫才被高加索战线第九集团军政治部任命为指导员，但苏联的某些历史著作竟把这样一个低级的政治工作人员和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伏龙芝等人并列，极大地拔高了赫鲁晓夫的历史地位。⑤
    “四人帮”已经垮台了，但是影射史学的恶劣影响仍然有待肃清。我看到有些批判影射史学的文章，虽然出自良好的动机，但使用的方法仍然是实用主义的。例如，为了“对着干”，有的文章把吕后描写为一个极坏的女人，甚至说她毒死赵王如意的结果，使汉高祖的政治路线后继无人。根据是什么呢？不过一条史料，就是刘邦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意类我”。⑥“如意类我”，只是一个孤证，而且就是这个孤证也不能解释为如意是刘邦的政治路线继承人的意思，除非还能找到其他一些史料，可以证明如意的政治主张确实和刘邦一样。但这是找不到的。江青为了想当女皇，极力吹捧吕后，把吕后作为自己的化身，对此当然应当予以揭露和批判。但我们也不应反转过来把历史上的吕后按照叛徒江青的反动面目来塑造。吕后就是吕后，她既不是“文化革命旗手”的江青，也非“四人帮”之一的江青。像上面所举的例子，虽然为数极少，但其存在本身却说明了影射史学的流毒尚未肃清。我们要想使历史科学得到健康的发展，就必须进一步对影射史学展开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