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时代转变与回旋的速度之快的确令人目迷五色，应接不暇。在这种社会转型与文化演变的时代，历史学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革，由于这种古老学科与现当代各种新兴学科的“交叉”与“嫁接”，产生并繁衍了许多史学新品种与新门类。“影视史学”就是当代史学大家族中的一个新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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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影视史学”这一概念，是晚近以来的事。1988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发表《书写史学与影视史学》一文称：所谓“影视史学”，是指以影视的方式传达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解；而“书写史学”则是指以书写的论述所传达的历史。[①a]在这里，怀特教授杜撰了一个新名词：“影视史学”（Historiophoty）。此后，结合讨论《谁杀了肯尼迪》（JFK）和《返乡第二春》（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这二部影片，在颇为严肃的美国史学权威刊物《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争论遂起。不管怎样，影视史学的问题终由附庸而蔚成大气，及至跨进了历史学的殿堂。
    这种讨论也在美国之外激起了回音。在台湾学术界，中兴大学周梁楷教授首先对此作出了反应，他写的论文《银幕中的历史因果关系：以〈谁杀了肯尼迪〉和〈返乡第二春〉为讨论对象》于1992年发表，从史学理论中的历史因果关系和西方史学嬗变的学科视界，对影视史学的若干方面作出了很生动而又透彻的解析。[②a]翌年，他又撰《辛德勒选民：评史匹柏的影视叙述和历史观点》。他认为，在影片《辛德勒名单》（Schindlers'List）中，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史匹柏，Steven Spie Lberg）执意用黑白影片（只有在片头和片尾各有一小节彩片），传达出一段往事，亦即揭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残酷杀害犹太人的一段历史的真相，其影像视觉的效果可能远超过任何书写的历史。[③a]
    在大陆史学界，尽管《美国历史评论》之类刊物并不难觅，尽管像《谁杀了肯尼迪》和《辛德勒名单》等类影片也可见到，但对影视史学却鲜有反应。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它是一个新概念，一个不见于传统史学世袭领地的新概念，一个反映现当代西方史学乃至国际史学变革的新概念。
    在这里，笔者想以1995年秋第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的两部参展的国产影片，即《红樱桃》（Red Cherries）和《人约黄昏》（Evening Liaison）作为个案分析的例证，并以此作为切入点，来讨论影视史学，陈述若干我的肤浅的认识。需要着重说明的是，本文讨论的是历史剧情片（Historical Drama Film）与史学之间的关系。《红樱桃》和《人约黄昏》所反映的不是当代正在发生的现实生活，而是与历史有关，可以称之为历史剧情片，前者所要反映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段往事，后者所要表现的是30年代的上海。但是，这两部影片的制作者各以自己的视角与理解，通过影视语言，演绎与传达出一种新的文化意念与历史意识，足以令人回味，并使观众陷入了深深的历史思考之中。
    《红樱桃》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则催人泪下的故事：1940年，有一批中共后代被送往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本片女主角楚楚和罗小蛮也在其中。苏德战争突然爆发了，战争破坏了孩子们的平静生活，战争也夺去了许许多多亲人的生命。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他们历尽痛苦与磨难，楚楚更不幸落入德寇魔爪，她从绝食反抗到被迫纹身，这个中国女孩经受了种种难以忍受的悲哀与屈辱。在逆境中，楚楚、罗小蛮等中国少年，与苏联人民同仇敌忾，英勇抗击德国法西斯，以惊人的毅力和大无畏的精神体现了父辈们身上的优秀品质与人格力量。当人们在欢庆胜利的时候，楚楚却无法因胜利而弥合她心灵上的伤痕，影片结尾留下了非常耐人寻味的一幕。影片的字幕最后告诉我们，这是一则真实的故事，女主角的原型于50年代归国，直至1990年才病逝。
    影片《红樱桃》以其视觉具象的魅力，既展示战争对人类肉体的消殁，如：德军追逐一个未成年孩子张卡尔，把他逼进一个土坑，敌人举枪对他扫射，画面上看到的是这可怜孩子的颤抖的身子与恐惧的双眼，交替重叠，令人窒息的恐惧感犹如狂风席卷着张卡尔，也席卷着每个观众的心灵；又如：当德军头目戏侮学生、遭到女教师制止后，便猝不及防地拔枪射杀她，只见画面上是脑浆迸溅、双目圆睁的令人惊怖的镜头。但影片更以视觉具象，在揭示战争对人类肉体摧残的同时，让观众进一步去感受战争对人类所造成的难以洗劫的精神创伤：当楚楚逃过枪杀、免除肉体毁灭的灾难之后，而法西斯头目冯·迪特里希将军却要在她身上纹上纳粹标志，楚楚再次跌入了苦难的深渊，一种比肉体毁灭更难以忍受的精神虐杀的深渊。当那只黑得刺目的凶恶的苍鹰和腥红的纳粹标志深深地烙在这位中国女孩身上的时候，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精神创伤也深深地烙在每一个观众的心上。这与大导演史匹柏执导的《辛德勒名单》中，毒杀犹太人的场景，是各有千秋的。对此，日本电影剧作家协会会长铃木尚之评论道，影片中的纹身镜头在神圣刺激中体现出残酷，少女背部的图案与画面色彩，交融出了无限的张力。正如该片导演叶大鹰所说：“所有这些场景，都是用书写语言和文字难以取代的。”影片《红樱桃》主要不是从正面表现战争的场景，表现战争的残忍与对人类的摧残，而是侧重通过多组画面与图像交错，有声有色地昭示了战争中人的心灵感受和战争对人的心灵摧残，它所留给观众的历史思考，在某些方面，确要胜过一些陈述二战与揭露纳粹暴行的书写史学的历史作品。这正是《红樱桃》的成功之处，也是它的胜人一筹之处。
    《人约黄昏》与《红樱桃》的故事其背景不同，它所要描述的是一则凄迷的人“鬼”相恋的奇情故事：30年代的上海，某一个深秋之夜，一名记者在一家烟铺，与一位神秘的黑衣女子邂逅相遇，这名男子对她一见倾心，而那女子冷艳幻异，行踪无定，扑朔迷离，且自称是“鬼”。记者为情所迷，追逐不舍。在对女子身份及身世的猜测和追寻过程中，记者不经意地触及了这位神秘的黑衣女子一些鲜为人知与触目惊心的往事。原来此女子乃是当时上海某一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成员，暗杀之风盛行于该组织内部，于是演绎出一段情仇交织的故事。那女子最后带着对人世尘缘的悔悟，倏然消逝，永远离开了与她相爱的记者。而他仍痴心不改，在一个大雨滂沱的黄昏，再次来到了那爿烟店，以期盼重现最初的奇遇。
    电影《人约黄昏》的制作者借助一则人“鬼”相恋的故事，意在展示风云激荡下的近代中国的一幕，力图“重现”30年代的上海：有着上一世纪欧美风格的大厦鳞次栉比，“弹街路”，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行驶在闹市区，黄包车上坐着穿西装的先生与穿旗袍的小姐，老式的石库门房子，煤球炉中那浓烈的烟味从弄堂里飘来，沪语方言与沪上小吃，era牌香烟……时光倒转，一切恍然如在梦中，似乎重又回到了当年。影片导演陈逸飞是个画家，他尤其注重环境氛围的营建与图像画面的造型，着意描述一个发生在30年代上海的故事，从而让观众生发出诸多游离于《人约黄昏》故事之外的思考。遥看30年代的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人们不禁要问：饱经西方文明的冲击与苦难屈辱，它做出了多大的反应？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所发生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离异与回归，是对往昔生活的无情抛弃？还是对域外文明的全盘吸收？面对这个东方大都会文明的畸形繁荣，在古老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它又怎样被历史推上了前沿，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东方大邑？如此等等，难以尽说，聊复尔耳。
    从这两部影片的个案分析中，我们可以大体归纳出影视史学的特征及其相对于书写史学的优越性：其一，影视史学比书写史学具有更强烈的感染力，具有某种“摄人心魄”的震撼力。正如怀特在1988年那篇著名的文章里就指出的那样，“电影（或电视）的确比书写的论述更能呈现某些历史现象，例如：风光景致、周遭气氛以及繁杂多变的冲突、战争、群众、情绪等等。”这里的“更能”是因为影视史学借助于现代影像与音响技术，因而比书写史学显得更生动、更形象、更清晰，因而也就更具感染力与震撼力，因而也就有难以忘怀的魅力。
    其二，一部优秀影片或经典之作，往往拥有比书写史学更为广泛的受众阶层。影片《人约黄昏》在上海公开放映的那几天，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去“人约黄昏”了，且看：有人喜欢片中那浪漫而富有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有人想回到孩提时代，到旧上海去寻梦；有人欣赏它那精美的画面与高雅的艺术品位；有人从表面的复仇故事中寻求一种处世真谛与人生哲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部好看的电影。《红樱桃》更是如此，它以独特的视角，以最动人的方式和表现手法，对观众的心灵产生了一种强大的震撼力，女主角的出色表演，以及影片中所展示的俄罗斯美丽的风光，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打破了“叫好不叫座，叫座不叫好”的尴尬局面，而是真正做到了专家叫好于前，观众也叫座于后。
    由此可见，一部为广大观众所称道的影片，它的受众者可与一部畅销的流行小说相媲美，而影视史学发展史告诉我们，一旦这种小说被摄成影片，更是如虎添翼，在坊间广布，如据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的小说原作《飘》（Gone with the Wind）改编而成的电影《乱世佳人》，成了20世纪上半叶的经典片，历映不衰，传布于全世界，至今仍吸引着千万个“佳人迷”。一旦当流行小说与影视互相联姻的时候，它的受众面之广不可估量，在这方面，书写史学是不能望其项背的。
    最后，因为有如上两点，故影视史学的影响要远胜于书写史学，《红樱桃》与《人约黄昏》所引起的广阔的社会层面上的热烈反响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这种影响既是直接的又是潜在的，既是表层的又是深层的，既是现实的又是长久的。我想，凡是看过这两部影片的人，也都会有这样的感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