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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所述论的情况来看，史学变革的新时代确实来临了，影视史学这一新名词的正式出现及其传延，说明影视史学的时代也的确来临了。
    影视史学是繁杂的史学大家族的新成员，这个新生儿如果从19世纪末电影发明之日起，迄今也不过一个世纪罢了。在电影发展史上的默片时代，它还不曾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历史学家开始正视影片与历史的关系，是到了二战后，确切地说，影视史学获得历史学家的注意是在60年代。此时，从普通民众的视角去观察历史人物与解释历史事件的风气日浓，自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汤普逊在1966年发表《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①d]一文之后，“自下而上的历史学”便成了学界一个专用名词，并与传统的“自上而下看的历史学”亦即“精英史学”相抗衡。在这种学术风气的影响下，通过影视所传达的历史意念开始受到了专业史家的真正关注。特别是到了70年代下半叶，西方史学又发生了一次新的转向，这次转向基于这样的背景：战后西方新史学从50年代勃兴至70年代上半叶达到了它的全盛期。但正当新史学家高视阔步的时候，新史学也产生了某些流弊，如新史学家为了寻求“结构”与“深层”的历史，于是历史著作中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与环境气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不见了，历史学变成了“没有人的历史学”[②d]；历史著作中充满的大量数学公式、数据、图表等，不仅在专业史家中鲜有反应，而且更失去了大众社会的广大的读者群。西方新史学家所崇尚的分析性的史学著作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于是从70年代下半叶开始，叙事性的史学著作又开始复兴，英国史家劳伦斯·斯通在1979年当叙事史兴起的时候，就撰文《叙事史的复兴：对新的传统史学的思考》，断言“新叙事史”的问世，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③d]不管斯通的见解是否有些片面，但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叙事体史书在整个80年代重又得到了历史学家的青睐。这一学术背景与时代氛围，对以叙述性为专长的影视史学的发展，无疑起到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
    影视史学的勃兴，的确是与西方史学中重新复兴的叙事式的文化走向相呼应的，这里就牵涉到历史学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的这一历久不息的争论，克莱奥到底姓什么呢？史学史的发展进程告诉我们，历史学自诞生以来一直被由它本身的性质决定的矛盾困扰着，有人说，历史是科学，不多也不少；也有人说，历史是艺术，一种只能凭想象才能成功的艺术，于是从近代，尤其是19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对此有过相当激烈的争辩，[④d]两种意见，各执一端。对这一与生俱来的关于历史学性质的争论，也许永远不会止息。不过，在我看来，以下一位历史学家对它的概括是很精彩的，也是可取的，他说的是：“理想的历史学，应该既有科学性，又有文学性；应该既作结构的分析，又作事件的叙述；应该既是总体的宏观研究，又是具体的微观研究，总之，应是以上两个方面的完全的结合。”[⑤d]
    对影视史学来说，它确实兼具艺术性和科学性，摆在影视制作者面前是双重的工作：一是确立宗旨，寻觅主题，这是与历史学家历史研究过程中寻求真理与考证方法应具科学性属于同样的性质；另一是将主题通过影视手段表现出来，这一过程主要是艺术性的，它需要借助虚构与想象等艺术手段以达到这样的目的，这与历史学家如何陈述往事有其相通之处。论者云，历史学不仅需要抽象思维，寻找规律，同时也需要形象思维，需要把活生生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等跃然纸上，历史学的这一特点不论在过去或现在，都是不会改变的[⑥d]影视史学作为现代影视技术与古老的历史学科相交融、相嫁接的产物，它可以充当这两者（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之间相互沟通与交融的桥梁。当然，影视史学主要是以直观的艺术性的手法传达我们对历史的见解，但它也可以通过声音或旁白等手段来作出分析性的评述，它不应也没有必要排斥抽象的分析性的方法，因此主张影视史学并非必定要否定书写史学，两者应当互补而不是排斥。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所指出的：“历史研究正朝着众多的方向发展……一度互不关联和易于驾驭的领域和问题彼此交融，失去了界限，层出不穷……各条道路纵横交错，各种身份难解难分，史学研究的范围日益深广”[①e]，融合了影视与史学两者之长的影视史学，作为一种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它的发展不正是对贝林之论所作出的一条最好注解吗？
    由此再稍稍引发开去，从史学史的角度看，我以为，历史学大体可以分为“精英史学”和“大众史学”。[②e]自古以来，“精英史学”为当权者所驾驭，如西方的传统史学着力要表现的是政治事件和显要人物，书写史学是为这一宗旨服务的；大众史学多以口舌相传的形式流行于坊间，以中国古代的大众史学而论，那些视觉感极强的画像、砖石、壁画、画册，那些声情并茂的俗讲、变文、词文、说话、鼓词和戏曲，那些富有影响力的口头传闻、话本、小说等等，都可以归列其中。[③e]在西方，自荷马时代以来的民间行吟歌手所保留的口述历史以及其他诸多的形式，也包涵了很丰富的大众史学的内容，在此不容详述。在这里，我需要说的是，目下西方学界流行的影视史学，正是大众史学在当代的一种最新表现。它们在史学的发展史上，不管是彼此对立还是互相渗透，就实现历史学的根本宗旨与功能而言，则都是历史学的题中应有之本义，其实，它们应当是并行不悖且应相互取长补短的。
    当今中国大陆学界专业史家多不屑于承担大众史学的传播工作，而把它拱手让位于文学艺术家，不是有大陆五位颇负盛名的小说作家被武则天“一网打尽”，其中四位就是专为张艺谋执导的影片《武则天》而写作，这种大众史学的非史家化现象与史家的非大众史学化现象，我以为总是不正常的。书写史学家与其等待影片《武则天》上映后说三道四，批评它如何违背了历史的真实，还不如拿起你的笔，投身到影视史学这一史学的新领域中来，而不只是满足于充当“顾问”而已。影视史学确是很年轻的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但我们相信，它将拥有广阔的前景与无限的生命力，在影视时代生长的一代又一代人需要这种新的学问，亦即那种在休闲娱乐之中传播历史故事及其所负载历史意念的新学科。的确，今天的历史学家需要用新的眼光、新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史学与影视之间的关系，促进它们的结合，促进影视史学的发展，唯其如此，才能在未来社会中更充分地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而在这一过程中，也必将促进历史学家与历史学自身的变化，乃至会出现一种意想不到的和别开生面的新文化景观。谓予不信，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