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要与现行政策的宣传有所区别
    有一些作者，他们认为历史研究要加强革命性，发挥战斗作用，就必须与本国现行的各项政策紧密结合起来，按照现行政策的口径来写历史。这些作者虽然不是故意歪曲、篡改历史，但往往对史实不忠实或不够忠实，因而他们的研究成果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这种倾向，苏联史学界从二、三十年代起就已经存在，对我国也有相当的影响。
    我认为，一定要把历史科学的研究与现行政策的宣传区别开来。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造出无愧于我国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小平同志这里所讲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这个基本道理，对于历史研究工作也是适用的，或者可以说是更为适合的。历史科学由于它本身的特点，是通过总结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通过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等方面的经验教训，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它不是也不应当是某项现行政策的历史注解。具体的政策总是要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并根据实践的检验而有所补充和修正。随着时间和地点的改变，在彼时彼地是正确的东西，在此时此地可能变为不正确的东西。历史研究如果总要和现行政策去对口径，那就必然要把研究的结论变来变去，从而失去科学的价值。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四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在一项决议中批判了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错误，正确地指出：“这一学派歪曲地解释历史事实，并且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用今天的观点而不是根据产生历史事件的条件来说明历史事实，因而歪曲了历史真相。”⑦
    下面我想举出一些例子，看一看把历史研究同政策宣传混同起来所造成的危害。
    第一个例子：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苏俄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在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中，在二、三十年代苏联史学家的著作中，都把英帝国主义看作武装干涉苏俄的主角。这是符合历史真相的。斯大林说：“英国资本主义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人民革命的最凶恶的绞杀者。……苏联十月革命以后……英国资产阶级进攻苏联，企图建立‘十四国联盟’”。⑧斯大林此文写于一九二七年，说“英国资本主义过去、现在”是“人民革命的最凶恶的绞杀者”，当然是正确的。但说“将来”还是“人民革命的最凶恶的绞杀者”，就未免主观臆测了。二次大战后，美帝国主义企图称霸世界，苏联也曾把反美作为对外政策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史学家便从当时的政策需要出发，把当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俄的主角说成是美国，而不再是英国。军事史家纳伊达说，美帝国主义是“［苏俄］外来的和内部的反革命的一切力量的主要贷款人，是协约国的一切战役和一切最主要的反苏阴谋的首倡者”。⑨美帝国主义无疑犯了干涉苏俄的罪行，但如果把它的作用夸大为“协约国的一切战役和一切最主要的反苏阴谋的首倡者”，那就不符合历史真相了。纳伊达的著作有一定的科学性，但缺乏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因而它的思想性也就不能不受到削弱。
    现在再看另一个例子：苏联史学界对少数民族领袖沙米尔和赫麦尔尼茨基的不同评价。
    沙米尔是高加索的一个穆斯林教穆里德教派的宗教和军事领袖。从一八三四到一八五九年，他领导了故乡人民反对沙俄兼併的斗争。在一九五○年以前，大多数苏联历史学家都把他看作反对沙俄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战士，潘克拉托娃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苏联通史》一书中说：“沙米尔的活动在这一时期不仅针对着沙皇制度，而且针对着地方封建领主，因此具有民主的、进步的性质。”⑩继潘克拉托娃之后，古谢诺夫在一九四九年出版的《十九世纪阿塞拜疆社会政治思想史片断》。这本同样肯定沙米尔的著作，受到了赞扬，并被作家协会推荐为斯大林奖金的得奖著作。
    但是，由于苏联领导人和史学家越来越深地陷入了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对沙米尔的评价就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九五○年五月十四日，《真理报》刊登了一项公告，宣布斯大林奖金委员会承认它以前推荐古谢诺夫的书为得奖著作是“错误的”，并宣布它已经请求部长会议撤消把斯大林奖金授予古谢诺夫的决定。公告说，沙米尔所领导的运动“是一个反动的和民族主义的、为英国资本主义和土耳其苏丹服务的运动”。接着，当时担任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巴吉罗夫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文章，（11）指责沙米尔从一开始就勾结土耳其，为它的利益服务。巴吉罗夫认为高加索人民之併入俄罗斯，是“发展他们的经济和文化的唯一可能的道路”；使他们“获得了保障，可以免受外部敌人的侵略”；还“推动了高加索各族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
    斯大林逝世后，巴吉罗夫被当作贝利亚的同伙逮捕了。一九五六年一月，《历史问题》杂志召开读者会议，副主编布尔札洛夫认为苏联史学家必须纠正过去几年的伪造和夸大失实之处，其中也包括对沙米尔的评价。他把对这个问题的全部歪曲都归咎于巴吉罗夫的那篇文章。此后，又出现了一些肯定沙米尔的文章。例如皮克曼的《论高加索山民对沙皇殖民者的斗争》一文，发表在《历史问题》一九五六年第三期上。
    但是不久，对沙米尔的评价又由肯定转向否定。《历史问题》在编辑部改组后，于一九五七年第三期发表了题为《在历史科学中坚持列宁的党性原则》的社论，对前一阶段的工作进行了批判，对重新评价沙米尔的问题自然也给予了谴责。从那时起，直到今天，苏联史学界对沙米尔基本上是否定的。
    总之，对沙米尔的评价前前后后多次反复，但最终是予以否定。苏联史学家之所以要否定沙米尔，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陷入了俄罗斯沙文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高度赞扬高加索山民的抗俄斗争的。马克思指出：“高加索各部族对俄国人发动了总攻势，沙米尔取得了十分光辉的胜利”。（12）恩格斯也指出：“高加索的斗争是给山地居民带来最大荣誉的一次山地战”。（13）
    与否定沙米尔恰成对照的，是对鲍格丹·赫麦尔尼茨基的肯定。鲍格丹·赫麦尔尼茨基是十七世纪乌克兰的一个统领。一六五四年，他在彼列雅斯拉夫会议上请求莫斯科国保护，以对抗波兰。早在一九三七年，苏联政府为悬赏征求优良的中学三、四年级苏联历史教科书而特设的评定委员会就在其决议中指出，对赫麦尔尼茨基反对地主的波兰和苏丹的土耳其占领乌克兰的斗争，应肯定其积极作用。决议认为，摆在乌克兰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或者被地主的波兰和君主的土耳其所并吞，或者转到俄罗斯的政权之下。……第二个前途终究是害处较小的。”（14）这种“害处较小”的提法后来被认为过于消极，不再采用。一九五四年，苏共中央发表了《乌克兰与俄罗斯重新合併三百周年宣传提纲》，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意义极力予以抬高。《提纲》说：“乌克兰人民把自己的命运同兄弟的俄罗斯人民永久联结在一起，就使自己摆脱了外国的奴役，保证了自己的民族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乌克兰与俄罗斯的重新合并大大有助于俄罗斯国家的巩固及其国际威望的提高。在反对共同的敌人--沙皇制、农奴主、资本家以及外国侵略者--的协力斗争中，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劳动人民的友谊增长并加强了。”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究应如何全面评价，我们姑且不论。单就《提纲》的立论来看，在上面短短的一段引文中，作者的自相矛盾已经暴露得十分清楚。如果说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合併大大有助于俄罗斯国家的巩固这一条确能成立的话，那么重新合併又有利于两个民族的劳动人民进行反抗沙皇制度等共同敌人的斗争这样另外一条理由，如何同时也能够成立呢？当时的俄罗斯国家难道不是以沙皇为首的农奴主压迫农奴的工具吗？这样的国家机器加强了，怎么反而更有利于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呢？反之，如果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加强了，沙皇俄国的巩固程度就一定会受到削弱。二者必居其一，脚踩两只船是不行的。再有，苏联史学家一再强调的沙皇俄国的兼并一律促进了被兼并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这一点，也是违背历史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