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列宁对俄国的民族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俄国是以一个民族即以大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国家。这个民族国家的特点是：第一、‘异族人’（总计占全国人口多数，即百分之五十七）恰恰是住在边疆地区；第二：这些异族人所受的压迫比他们在各邻国（并且不仅是在欧洲各国）所受的要厉害得多；第三、这些居住在边疆地区的被压迫民族往往有一些同族人住在国界那边，他们就有较多的民族独立（只要提一下住在俄国西部和南部边界以外的芬兰人、瑞典人、波兰人、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就够了）；第四、‘异族’边疆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和一般文化水平，往往高于国家的中部地区。”（15）列宁还明确指出，乌克兰是“俄国沙皇和资本家的占领地。”（16）信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苏联历史学家完全违背了列宁的这些指示。他们根据一种错误的民族政策的需要来歪曲过去的历史，把沙皇俄国这个“各族人民的监狱”（17）竟美化为他们共享幸福的天堂。这类文章既然没有科学性，那么无论其作者如何装点以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也是不可能有半点“革命性”的。
    第三个例子是关于现代政治人物的评价问题。苏联史学界大约从三十年代末起，对现代政治人物的评价常犯绝对化的毛病。当某人居于高位，被看作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时，对他的过去历史就尽量美化，只谈其功绩而掩饰其错误；当某人后来犯了严重错误，或背叛了革命，则对他的过去历史就只揭露其过错而抹杀其贡献。于是，就出现了两类人物：一类体现“绝对的善”；另一类体现“绝对的恶”。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总的说来是一部好书，但对人物的评价时有绝对化的毛病。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一生的功绩是主要的，但并不是任何错误也未犯过的。斯大林本人就曾经讲过他在列宁发表《四月提纲》以前所犯的错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在推翻沙皇制度后形成的新条件下，必须采取新的方针。“党（党的多数）就探寻这个新方针。党在和约问题上采取了苏维埃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的政策，而没有决定立刻由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旧口号迈到苏维埃政权的新口号。这个不彻底的政策是指望使苏维埃在和约的具体问题上认清临时政府的真正帝国主义本质，从而使苏维埃离开临时政府。然而这是一个极端错误的立场，因为这种立场滋长了和平主义幻想，帮助了护国主义，阻碍了对群众的革命教育。当时我和党内其他同志赞同这个错误的立场，只是在四月中旬，同意了列宁的提纲后，才完全抛弃了这个立场。”（18）可是，《简明教程》却说：“斯大林--他当时刚从流放所回来--以及莫洛托夫等人协同党内大多数同志，坚持着不信任临时政府的政策，反对护国主义，并号召群众进行积极争取和平的斗争，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19）这种说法显然是和斯大林本人的论述不一致的。
    马克思主义是反对把个人神化的，不论他是多么伟大的人物。列宁说得好：“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聪明人是不犯重大错误同时又能容易而迅速地纠正错误的人。”（20）有志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的人，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应当牢记住列宁的这些名言。把伟大人物神化，不仅是违背历史真相的，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还会产生这样的不良后果，即当被神化的人物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一旦被发现时，在原先的崇拜者中间就会有一些人始则大吃一惊，继而悲观失望。
    对于那些曾经参加革命但后来背叛了革命的人物，苏联史学界流行过一种全盘否定的简单化的处理办法。例如对布哈林等人，在许多著作中都把他们描写为从始至终一直干反革命勾当的人物，但我们都知道，列宁虽然后来称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为叛徒，但并不否认他们早期对革命所作过的贡献。对于布哈林，列宁也曾多次指出过他的严重错误，但并不是一笔抹杀的。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致党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作了如下的评价：“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应当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但是要把他的理论观点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在他的理论观点里面有一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并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21）
    苏联史学家对于那些后来背叛了革命的人物，还一般不再提他们当年在党和政府中曾经担任过的重要职务，大概是怕这样写，会影响著作的“思想性”吧。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妥当的。我国封建史学家欧阳修在答辩他写五代史为什么不伪梁的问题时，颇有见识地说：“呜呼，天下之恶梁久矣！自后唐以来，皆以为伪也。至予论次五代，独不伪梁，而议者或讥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谓‘梁负大恶，当加诛绝，而反进之，是奖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应之曰：‘是《春秋》之志尔’。”接着，他举了《春秋》一书对于鲁桓公等四个篡位的君主都不绝其为君的例子，说明《春秋》之旨绝非奖篡。“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其实尝为君矣，书其为君。其实篡也，书其篡。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则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尔。”（22）“为言信，然后善恶明”，封建史学家欧阳修都能有这样的见解，我们无产阶级史学家更应当敢于根据事实，进行褒贬。一些反面人物，如果不曾担任过重要职务，如何能起那么大的破坏作用呢？
    以上这些错误作法，在我国史学界也有反映。例如对陈独秀的评价，在一段时间内，许多文章都只谈他的错误和罪行，而根本不提他在建党初期也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要求对历史事实采取分析的态度。毛泽东同志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深刻指出：“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列宁说，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23）历史现象是很复杂的，人是会变的。考茨基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很有威信的大理论家，而后来竟堕落为死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杨度曾经参加“筹安会”，是复辟帝制的人物，而在晚年竟脱胎换骨，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即使有些一生反动的人物，也并非一句对话没有说过。周恩来同志曾经教导过我们，不要以人废言。历史事实就是如此，不承认是不行的。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这种办法表面上看来爱憎分明，“革命性”很强，“政策性”很强，实际上只能培养形而上学的观点，造成人们思想的僵化，并不能真正总结历史经验，提供有益的教训。
    从以上所举的几个方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一个总的问题，就是如果只照现行政策去“剪裁”历史而不顾其本来面目，那么无论某项政策是否正确，都会或多或少地违背历史的真相。即使某项政策是正确的，也不能避免这样的结果；而如果政策本来就是错误的，那就会严重地歪曲历史。当然，这并不是说，历史研究不能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政策提供历史经验；也不是说，历史研究不能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去选择研究课题。这是另外性质的问题，我们在下面就要专门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