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倘若单纯把帝国主义视作相互竞争的社会组织来理解，在纵向时间上不加区分地使用帝国和帝国主义的概念，罗列不同历史阶段的现象，而不进一步分析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或者在横向空间上混淆欧洲帝国主义侵略和其他地区的移民现象，把欧洲帝国主义夹杂在“亚洲帝国主义”、“非洲帝国主义”、“欧亚大陆的帝国主义”等诸种名词之间使用，连欧洲的殖民地也被冠以“帝国”之名，那么按照上述思路，就容易造成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自古以来便存在、现代欧洲国家只不过是在包括亚非拉地区在内的世界帝国主义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印象，欧洲帝国主义的原罪感被大大拉低。同时，这种做法也容易掩饰矛盾的深刻性，并不足以解决西方历史认识中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如何认识欧洲帝国主义直接关系到西方全球史能否切实突破“欧洲中心论”的局限，超越对以往历史的曲解或刻意歪曲，进而更加科学地考察全球文明的演变。
    最后，全球史把帝国主义视作全球互动得以进行的一种平台或路径，把帝国主义与奴隶制的废除、生态物种的交流、全球移民、环境变迁等内容联系在一起，从开阔学术视野的角度来看自有其积极意义；但是，脱离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而在含混的状态上使用帝国和帝国主义这两个名词来做局部的细节探讨，显然难以对不同历史事件或历史进程做出科学、准确的判断和解释。例如，18-19世纪欧洲人大规模自愿外迁，目的地多为欧洲的殖民地，“他们是在向当地的野蛮居民传播一套优越的世俗文化，在向异教徒传递基督耶稣的圣言”；（58）这与主要来自西非的约1200万人被迫迁移到新大陆相比，（59）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又如，西方全球史注重考察帝国主义者与殖民地人民之间的冲突、协商与合作等复杂的互动过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帝国主义本身制造民族压迫的性质，因为正如列宁所言，“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的时代，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到处都带有统治的趋向而不是自由的趋向……民族压迫、兼并的趋向即破坏民族独立的趋向（因为兼并正是破坏民族自决）也变本加厉了”。（60）或者又如霍布斯鲍姆所言，“不论那些强权如何吹嘘他们的征服行动为受害者带来多少好处，或白人自以为是的优越性为其他有色民族做了多好的安排”，“帝国从未替自身领土之外的世界，创造过任何和平与稳定”，“所谓的‘征服者的善意’或他们带来的善果，都只是帝国主义的修辞罢了”。（61）
    综上所述，西方全球史对帝国主义的研究表明，自巴勒克拉夫以来，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全球史表现出一个演变的过程；晚近的西方全球史著作对帝国主义的研究，既不能科学说明推动历史演变的各种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不能阐明世界历史进程本身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实际上暴露出西方全球史在基本历史文化立场方面的局限，其中一些学者的著作更是难脱有意歪曲历史之嫌。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和现实存在，帝国主义无疑是历史编纂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对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空间的各种表象，都需要历史学家谨慎地加以对待，才能透过表面的、偶然的历史现象，穿透原始材料观察整体，把握帝国主义的社会经济实质，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实。只有真实的世界历史，才能展示当代世界的根本基础和轮廓，使人们更加清醒地面对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