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陈寅恪是我国近现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史学家，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精深，著述宏富，起有开拓学术领域和转移一时风气的作用。他们之间具有很多共同的方面，同时又各有特点。笔者不揣冒昧，拟对二位史学大师的研究成果和治学方法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索。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
    一
    两位学者都处于清末民初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愤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具有不同程度的爱国思想。青少年时期的王国维寄希望于康梁的维新变法，向往资产阶级的新学。辛亥革命后，寄居京都时，为日本友人所作《墨妙亭记》、《此君轩记》及《二田画庼记》等，皆题称齐州王国维，表达他怀念祖国的深情。及后从事西北地理、敦煌学的研究开拓，也都表现了他对祖国历史和文化的热爱，表现了他的爱国思想感情。
    青年时代的陈寅恪在国外留学期间，看到清末民初国内政治社会的混乱，痛感国命的危殆；又目睹国内学术研究的落后，把振兴学术看作是“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遂下决心研究祖国的历史和文化，他说：
    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见虽多，而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力。……东州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术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昔元裕之、危太朴、钱受之、万季野诸人……有一共同观念，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慨如何？①
    他们两人都受过较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王国维出身于中小商人地主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王乃誉不仅对传统文化有一定素养，而且对金石书画有一定研究。王国维自幼受其熏陶，为后来研究经史之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陈寅恪出身于清末维新派官僚家庭。由于家庭的文化教养和藏书的丰富，幼年时期即已广泛阅读我国古代典籍，除十三经多能背诵外，对史籍、文集以至小说、佛典无不浏览，从而为后来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两人的师承关系和政治思想则迥然不同。1898年，王国维到上海进入时务报馆工作，接着又进入东文学社学习日文、英文及自然科学知识，随后一度留学日本，接受近代科学知识的教育和治学方法的训练。又由于结识罗振玉，在罗氏的指导下，受到了乾嘉考据学方法的训练，大云书库丰富的藏书也为他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王国维的最大建树是对中国古史的研究，而古史研究的出发点在古文字学，其立足点在小学。王氏的治学道路是由小学以通史，不仅古史考释立足于小学，即使是西北边疆地理的研究亦不时假音训之说以求通解，对音说的应用尤为广泛，由地名、族名、官名到人名，几乎无处不用。当然，他的治学方法和乾嘉考据学家不尽相同，他善于运用比较法，能熔冶古今中西于一炉。他已受了近代西方历史进化论和实证论科学的洗礼，因而认为研究历史“在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②关系，也就是要求比较具体地揭示历史事物的演化规律。在王国维看来，历史上一切学说，一切制度、风俗，都有其所以存在与变化的理由，“即今日所视为不真之学说，不是之制度、风俗，必有所以成立之由，与其所以适于一时之故，其因存于邃古，而其果及于方来”③。这表明他能从哲学的高度来讲治学方法，能用实证精神来分析中国古代的史料，并且强调要从个别与一般的统一来把握事物，他明确地提出：
    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