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修《元史》因“芜杂缺略”和“文笔过陋”，遭到历代学者的批评。但是，造成《元史》质量低劣的真正原因，以及明初统治者修纂《元史》的主要用意，尚无人作过详细的论述。本文拟作粗浅分析，以就教于高明。
    一
    在封建社会，每逢鼎革，新的统治者上台之后无不把设馆修史视为大典。但一般说来，大规模地开馆修史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新的政权已基本稳固，统治者得有余暇和精力“稽古右文”；新的统治集团内网罗聚集了大批修史人才；前朝的历史资料征集完备；有较充裕的物质条件作为经济后盾。这些条件即使完备，要修成一部“正史”，也难免旷日持久，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甚至近百年①。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十二月，明太祖诏修《元史》时，元朝政权刚刚撤离中原，长城沿线和西北、西南大部分地区仍为元朝残余势力所占据，朱明统治集团正集中人力物力忙于武力统一。在刚刚占领的中原、湖广和闽粤等地区，封建统治秩序尚未完全恢复。这时的明朝统治者根本无暇顾及修史。有关元朝的历史资料，除元十三朝实录、《经世大典》、《元典章》和《元一统志》等少量史书外，别无其他可供参考。尤其是元朝末年的历史资料更是无从谈起。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不具备修纂《元史》的条件。
    历代封建统治者修纂前朝“正史”都具有两重目的。一是总结前代的成败得失，以为自己巩固政权的借鉴，再则借以强调改朝换代，宣扬自己“天命所归”的正统地位。明太祖诏修《元史》当然也有这两种目的。他在诏令开馆时指示：“元虽亡国，事当记载。况史记成败，示劝惩，不可废也。元初君臣朴厚，政务简略，与民休息，时号小康。后嗣荒淫，权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阽危。间有贤智之士、忠荩之臣，不获信用，驯至土崩。其间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贤人君子，或隐或显。诸所言行，亦多可称者。卿等务直述其事，勿溢美，勿讳恶，以垂鉴戒”②。可见总结元初“小康”的经验和元末“土崩”的教训，是明初统治者修纂《元史》的目的之一。再一个目的是向天下宣示“大明出而爝火息，率土生辉；迅雷鸣而群响销，鸿音远播”，朱明皇朝是“奉天承运”的“绍百王之正统”政权③。
    如果仅仅出于上述两种修史目的，诏令开馆大可稍待时日，不必如此急迫。明太祖之所以不顾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雷励风行，急令开馆，其真实用意是把修史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招徕、引诱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加明朝政权。
    朱元璋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单纯依靠农民武装，没有地主阶级对自己的承认和支持，根本无法实现推翻元室并取而代之的宏图大志。因而，他在攻城略地的同时，每到一处，都把征聘当地名士作为头等大事。在十几年的割据战争中，他陆续网罗了一大批著名文人，如李善长、陶安、朱升、刘基、宋濂、叶琛、王祎等。这些人为朱元璋分析天下形势，进献夺取天下的路线策略，参照历史经验制定各项政策。在这些人的帮助和影响下，朱元璋的势力迅速扩大，由郭子兴手下一员偏将很快独树一帜，吞并了陈友谅、张士诚等割据集团，完成了由农民领袖向封建帝王的转化。朱元璋十分清楚，如果没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倾心辅佐，他绝不可能在十几年间由“江右布衣”到南面称孤，进而称帝改元。
    明军大举北伐之后，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朱明政权统一全国的局面已遥遥在望。这就更加急需大量的知识分子出仕明朝，不仅解决各级统治机构人才匮乏的困难，更需要通过他们取得地主阶级的普遍承认和广泛支持。否则，明朝政权势必难以稳固。因而，明太祖在武力统一全国的同时，对知识分子竭尽全力做争取工作。尤其是对那些名望较高、影响较大的“缙绅士夫”，更是不遗余力，千方百计地把他们拉笼到新政权中来。他明白，那些名儒与新政权哪怕是暂时的“合作”，也会在社会上产生难以估量的政治影响。
    但是，要把这些名儒争取、拉笼到新政权中来，决非轻而易举。他们在思想感情上一时难以承认和接受刚由“盗贼”首领蜕变为封建皇帝的统治。其原因，除了囿于阶级的偏见和传统的伦理观念以外，还由于当时学术风气的影响。
    南宋以来，理学兴起。尤其是朱元璋首先占领并据以起家的长江中下游、两浙和号称“小邹鲁”的徽州地区，理学尤为兴盛。元末社会政治黑暗，江南文人多不愿厕身官场，而热衷于聚众讲学，以研讨、传授程朱理学为务。他们认真读书，刻苦自励，把忠孝节义作为修身齐家、为人处世的起码准则，认真恪守“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儒家教条，安贫守“道”，至死不逾。当元季社会政治黑暗时，他们以淡于荣禄、不求仕进互相推崇。当元明鼎革时，他们又以“委质事人，不可终负”互相激励，彼此以“气节”相尚，宁肯“以身殉道”，不肯易主追逐名利。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埋名市井，遁迹山林，逃避朱明政权的征辟。这些人当中，不乏名气较大的学者。他们门下士少则成百，多则上千，其呼吸顾盼，影响所及往往在一省甚至数省之间。而这些名儒又十分顾惜自身“名节”。因此，争取这些人出山入仕，对于刚刚建立的朱明政权来说，十分重要，但也十分困难。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朱元璋为争取收买名儒学者曾作过不懈的努力。除亲自登门、手书召请外，更多的是派人遍行各地，“奉币诣门”诚恳相召。在他登极前后的几年中，这种争取、拉笼工作更是有增无已。
    朱元璋对“山林隐逸”除诱以高官、徕以厚禄，甚至以杀头相胁迫外，又利用当时“浙东西士大夫以文墨为尚”④的习尚，作出了开馆修史的决定。明太祖利用修史招徕多士，在某种程度上是受了一个偶然事件的启发。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七月，徐达攻克大都，得元十三朝实录，元翰林学士承旨危素投降。危素“少通《五经》，游吴澄、范椁门”⑤。元中叶以后，以文章学术“擅名于海内者蜀郡虞公（集）、豫章揭公（傒斯）及金华柳公（贯）黄公（潛）而已”，而危素学识浩博，文章俊迈古洁，兼得虞、揭、柳、黄四家之长⑥。他在理学、史学和辞章诸方面均有较深的造诣，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明军攻克大都时，他欲投井殉国，有人劝道：“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史也。”遂降明，并协助明军保护元十三朝实录未受损失。明太祖遂由此连想到聘请有影响的学者修纂元朝“正史”，对“山林隐逸”们无疑是一种安抚、羁縻的有效办法。既可使之在史料之间寄托故国情思，消弥其对新政权的抵触情绪，又能达到“合作”的目的，遂下令开馆。
    既然如此，明太祖当然就不会留意这部“正史”的修纂质量。两次开馆，明太祖除于首次作了一通关于“取鉴资治”的原则性指示外，在全部修纂过程中再无一字具体要求。朱元璋原“以游丐起事，目不知书”⑦。发迹后，日与儒士接谈，朝夕讨论，经十几年的耳濡目染，到登极时已粗通文墨，能用当时语体书写命令、诏敕之类的实用文字。但对于历史编纂，当还难有造诣可言。因而，他对于《元史》修纂的发凡起例，史料的取舍依违，以及论赞褒贬等，不可能作出具体要求。就是首次开馆时的一通“圣谕”，我们也有理由怀疑是否真正出自明太祖之口。因为记载这通“圣谕”的各种史料均源自明实录，而太祖实录多次重修，几经增润，早已失去本来面目。就当时明太祖的史学造诣，还很难亲口说出“国可灭而史不可灭”的史学理论。如果不是因为笼络收买“山林隐逸”的急需，无论如何不可能、也想不到在定鼎未稳、百端待理的情况下急遽开馆的。馆内诸人鉴于时间仓促，只能利用馆中现有史料，体例依仿前代各史，笔法参照《春秋》，不作论赞，有关元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前的历史几乎全部舍弃。这样作看似为了省时省力，实际上是出于万不得已。这是造成《元史》质量低劣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