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组织控制
    日本法西斯在武力攻占东南亚之后，在加紧对一切抵抗分子和情绪不满者进行残暴的军事镇压的同时，加紧建立和完善组织系统，以加强对其所征服地区的控制。主要措施有以下一些：
    其一，建立由日本占领军最高军事首长监督和直接控制的、有日本军警直接参与的军事专政。在法属印度支那，日军利用法国被德国打败投降，维希政府的软弱可欺，通过条约将法国殖民政府牢牢拴在自己的战车之上，在其严密监视下为其服务。就这样，法国殖民政府一直为日军效劳了4年半（1940.9-1945.3），直至1945年3月9日， 日军才最终取法国人以代之。在被打碎了国家机器的菲律宾、印尼、缅甸和马来亚，日本占领当局就采取“以夷制夷”的办法，通过收买、拉拢等手段，利用当地某些有影响的土著上层人士拼凑起伪政权，让其为日军效劳。在菲律宾，日军拼凑了以瓦尔加斯（系流亡的奎松总统的行政秘书）为主席的“行政委员会”，后又组成了以劳雷尔为总统的“独立政府”。在缅甸，1943年8月拼凑起以巴莫为国家元首兼总理的“独立政府”。在印尼，日本人则将其置于绝对的军事管制之下，在日本驻军司令部之下设军政监部，负责当地民政事务（军政监部首脑由驻军司令兼任），而直至日军战败前夕才答应将给印尼以独立。在马来亚，日本军事当局在1941年11月20日规划被征服地区的管理时就指出，“必须利用马来族统治者以维持法律和秩序，并获得当地人民的广泛支持”。〔16〕因而，英国的行政管理制度被废除，但马来族统治者被留任，仍然作为最高宗教权威和国家的名义首脑被利用，但他们必须听命于日本军事占领当局。
    其二，建立、完善和牢牢控制地方政权。
    在菲律宾，日军在城乡基层都建立起“邻组”制度，每一邻组由居住相近的5-10户组成，每级设组长1人；每10-15组构成一个区组，设主席1人，直隶于地方军政当局。据称，到1943年中， 整个菲律宾已有150万户以上入了“邻组”。〔17〕在缅甸， 除了建立地方各级伪政权（在乡村实行的是保甲制度，类似菲律宾的“邻组”制）外，日本占领军还在全国建立了庞大的警察机构。据日本方面统计，其军事当局在缅甸共设立了334个警察署，警察人数达15968人。此外，还从日本调来受过专门训练的警官，加强警察机构。〔18〕
    其三，建立亲日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组织。
    在印尼，战前的一切政治组织均被取缔。为了贯彻吹捧日本的所谓“三亚运动”，日本占领当局于1942年4月组织了三亚青年训练所、 三亚工业学校等。在缅甸，日本占领当局建立的亲日组织主要有：东亚青年联盟、睦邻协会、作家联合会、僧侣协会、血汗营等。在菲律宾，日军入侵后，于1942年12月4日通过了109号行政命令，解散所有政党，建立起一个称为“加里巴比”（新菲律宾服务协会）的新组织，作为控制菲律宾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工具。不久之后，这一组织变成了一个包罗万象、唯一被日本占领当局承认的政党--“人民党”。
    类似于中国日占区的伪军的亲日军事组织也在被占领的东南亚国家很快建立起来，成为日军的帮凶。在印尼，有作为日本陆、海军组成部分的“兵补”（2.5万人）、“乡土义勇军”（由日本占领军第16 军统率，配有日本军事顾问，简称“卫国军”），受第16军司令部直接指挥的游击队--“第一特遣队”，以及准军事部队青年团（128.6 万人）、先锋队（8万人）、敢死队（5万人）、学生队（5万人）等。〔19 〕在缅甸，有以昂山将军任司令的“缅甸国民军”（1942年6月10 日由原缅甸独立军改编而成）以及准军事部队“竹矛队”。在马来亚，有“人民军”（Pembela Tanah Ayer，于1943年12月建立）。菲律宾是日本人直接统治的国家中唯一既没有组织国民军，也没有组建准军事部队的国家。〔20〕
    其四，对占领地区进行行政区划改革，从行政体制上完成其“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
    具体做法是，将其占领区分成三种类型加以统治：一是建立直接统治区，将新加坡、婆罗洲、新几内亚和帝汶岛等战略要地纳入其直接控制之下。比如将新加坡更名为“昭南市”（light of the South ），派日本官员任市长。二是初期由日本军事当局直接控制，但后来给予有限自治或名义上独立的国家和地区。如马来联邦、苏门答腊、爪哇、马都拉、缅甸和菲律宾。三是所谓“联盟国”，比如泰国，虽然没有被征服，但处于从属地位，而且几乎是日本的一个真正的盟邦；法属印度支那也通过条约而与日本建立了军事政治同盟关系。
    为从组织上完成“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1942年11月1日， 根据日本天皇敕令，成立了“大东亚省”，由青木一男任大相，下设四个局。其中的南方事务局就是管理东南亚的机构。它在各地驻军的直接配合下对东南亚各国实施管理，组成各级行政机构。整个东南亚地区被划分为8个行政区：第14军负责菲律宾；第15军负责缅甸；第16 军负责爪哇；第25军负责马来亚和苏门答腊。此外还设泰国派遣军、印度支那派遣军、英属婆罗洲派遣军，分别主管所在地区。以上所有驻军又都听命于设在新加坡，由寺内元帅任司令的日本东南亚陆军总司令部。加里曼丹、苏拉威西以及整个印尼东部各岛屿则全归日本海军南方舰队管辖，司令部设在望加锡。〔21〕
    四、意识形态渗透
    日军占领当局懂得，只有从教育以及宗教和文化上入手，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才能最终征服占领地区的民心。日本法西斯对东南亚地区的意识形态渗透，主要手法有三种：
    1.竭力消除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印尼各级学校中，日语取代荷兰语成为必修科目。在越南，为清除法国影响，日本占领当局加紧了普及日语教学。一批批日语教师被派来，至少在6 个城市开设了日语培训班；在城乡各地排练、上演各种日本文艺节目；日本驻越大使馆大量印制发行宣传日本政治、文化的日文和越文报刊杂志。〔22〕在菲律宾，由于财力、物力和人力所限，日本人不得不允许暂时使用原有的课本和英语。但是，占领当局成立了一个以菲律宾和日本专家混合组成的审查委员会。凡是那些旨在宣传英美民主或自由主义思想，或含有反日内容的材料、图片、诗歌一律删掉，有关英、美地理、历史和文化的书籍均被列为禁书。在缅甸，日本占领军控制了缅甸的教育，英国式的教育制度被废除，英语教科书被禁用，代之以日本的课程设置和教材。
    2.灌输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存共荣”观念，在一些占领地区强制推行“日本化”政策。在印度尼西亚，原先印尼通用的公元纪年被明令废除，代之以日本天皇皇纪。居民们被迫每天清晨向东京方向遥拜，连时钟也被拨快1小时，要以“东京时间”为准。 日本占领军宣传部还倡议组织了一个所谓的“三亚运动”，鼓吹日本是“亚洲的光明、亚洲的领袖、亚洲的保护者”。在越南，日本占领当局开动宣传机器，鼓吹日本的经济成就。在菲律宾，1942年2月17日， 日军总司令向“行政委员会”主席瓦尔加斯发出第2号命令，规定了菲律宾教育的6项原则，其中第一条规定：“要使菲律宾人了解菲律宾作为大东亚共荣圈中的一员的地位，以及在大东亚共荣圈内建立新秩序的真正意义”。在缅甸，日本占领军也竭力宣传“日本是缅甸的解放者”，宣传日缅“合力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在缅甸的宣传机构“仰光情报部”（后来改为宣传部）完全控制了缅甸的宣传机器，利用各种形式鼓吹法西斯思想，组织翻译出版法西斯书籍如《武士道》、《士与军队》等。
    3.拉拢宗教上层人士，利用宗教进行意识形态控制。
    在佛教国家，他们竭力拉拢佛教上层，利用佛教组织来为其殖民统治服务。例如，在缅甸， 他们鼓动僧侣成立“缅甸振兴佛教联盟”，1944年初又成立“缅甸僧侣联盟”，召开了第一届大会，会上把“与日本合作”、“强化日缅亲善”作为主要内容进行宣传。在马来亚和印尼等伊斯兰教国家，他们则将其对东南亚发动的侵略战争描绘为“为了我们人民的自由和建立新亚洲而进行的圣战”。〔23〕1943年4月5-6 日，其军事当局召集马来亚和苏门答腊的伊斯兰教领袖到新加坡开会，对其进行拉拢利诱。会上，许多有名的穆斯林领袖甚至表示感谢日本占领当局对伊斯兰教的政策，并表示愿意与日本人很好合作。〔24〕在越南，日本人则拉拢在南部很有影响的两个教派组织即高台教与和好教的领袖，利用他们牵制法国人。例如，1941年8月， 当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企图逮捕范公祚和其他5 位高台教领袖时， 日军却为其提供避难所。 1944年，日本侵略者与高台教达成协议，日军对其3000名高台教教徒进行军事训练。和好教也与日本侵略者暗中建立了密切关系。1942年，和好教领袖萤富朔被法国人流放至老挝，是日军将他释放出来的。〔25〕
    五、经济掠夺
    夺取东南亚的战略物资以支持其战争努力，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目的之一。日本法西斯对东南亚约四年的统治，对东南亚进行了残酷的经济掠夺，给东南亚地区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在菲律宾，为了弥补因美国实行经济制裁而断绝了的棉花供应，日本占领当局强制改变菲律宾的农业经济结构，拼命压缩水稻、甘蔗和烟草种植面积，扩大棉花和亚麻的种植。水稻、甘蔗的种植面积1941年为231.9万公顷，1944年减至145.4万公顷。日本占领当局还以滥发军票来大肆掠夺菲律宾财富。从1942年1月至1945年7 月， 日军在菲发行军票66.2355亿比索，致使军票犹如粪纸。从1942年到1943年的2年内，军票贬值40%。
    在缅甸，日本占领军将缅甸经济强制纳入战时经济体制。他们以“没收敌产”的名义，把属于英国的资产、土地、工厂、矿山全部收归日本所有，全面控制了缅甸经济。他们大量发行军票，以榨取缅甸财富。据估计，到1944年底，日本在缅甸发行的军票总额已达13亿卢比。 〔26〕此外，他们还对缅甸人民课以名目繁多的税收， 除全盘继承了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税收制度外，还增加了消费税、登记税、伐木税等等税种。日本侵略者的经济掠夺，使本来就十分落后的缅甸经济雪上加霜，更加落后。
    在印度尼西亚，为了保证日军作战部队的“自给自足”，日本占领当局以“共存共荣”为幌子，大肆进行经济掠夺。石油、谷物、牲畜、糖、冬青、烟草、皮革等被列为其掠夺重点。1942年第一季度，被运走的糖就达10万吨，每年输往日本的食品达300万吨以上。〔27 〕为了实施“以战养战”的计划，日军不顾当地的气候条件和种植习惯，强制人民改变种植结构，毁掉已种下的甘蔗、胡椒、椰子、咖啡、茶叶等热带经济作物，改种棉花、谷物、麻等作物。同时还强令改组印尼工业结构，砍掉大批民用工业，把石油、矿山、汽车、轮胎、奎宁等与军需有关的工业置于军管之下，致使印尼工农业畸型发展。好端端一个花园岛国，人民落到以“青螺果腹，麻袋蔽体”的悲惨境地。
    越南被占领后，按照日本与法国殖民政府的协定，驻越日军每年从殖民政府榨取一大笔占领费，而且其数目逐年增加。1940年为600 万元，1942年增加到8500万元。在从1940年9月至1945年3月的四年半里，其占领费总额达到7.2亿元。大米、橡胶是日本人掠夺的重要物资。 其手法主要是以极低的价格强制征购，名曰“买”。1940年日本人从越南搜刮了46.8万吨大米，1942年增加到97.39万吨，1943年突破100万吨。〔28〕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越南的外贸赤字已达到300万披亚斯特。尽管如此，1945年“三·九政变”，日本取代法国统治后，日本人还从印度支那银行的储蓄中攫取了7.8亿披亚斯特。〔29 〕由于日本占领当局对越南外贸的垄断，使得越南国内棉花、机器部件和化工产品奇缺，对工农业造成了巨大影响。烧酒和木炭不得不用来代替汽油使用，就连菜油也被用来作为润滑剂使用。〔30〕由于绝大部分粮食都被日本占领军强行取走，城乡人民的粮食供应每况愈下。1943年中期，城镇人口每月人均大米配给量为15公斤，1944年初下降到12公斤，年底再降为10公斤，1945年3月仅9公斤。在这种背景下，1944年冬至1945年春越南北方发生空前大饥荒，饿死200万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总之，在日本的法西斯统治下，东南亚各国人民经历了空前的劫难。但是，哪里有压迫剥削，哪里就有反抗。东南亚人民对日本法西斯的憎恨不断滋长、蔓延开来，形成了一股越来越强大的反日潮流，东南亚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这种斗争与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相汇合，形成了滚滚洪流，加速了日本侵略者的灭亡。
    注释：
    〔1〕《人民日报》，1995年8月8日。
    〔2〕步平：《世纪大劫难最新补证》，载《人与法》，1995年第9期，第30页。
    〔3〕金应熙主编《菲律宾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4月版，第576-577页。
    〔4〕〔8〕〔13〕〔英〕约翰·科斯特洛：《太平洋战争》中译本，上册，第277页；第261页；第286页。
    〔5〕〔6〕〔14〕〔16〕〔20〕〔21〕〔23〕〔24〕J.m.pluvier ,South-east Asia:FromColonialismtoIndependence, OxfordUniversity Press, London,1977.P.239,P.239,P.214,P.241,P.193,P.216,P.216.
    〔7〕朱昌都《侵略事实，不容歪曲》，载《人民日报》，1995 年8月8日。
    〔9〕〔11〕荣维木《侵略野心，昭然若揭》，载《人民日报》，1995年8月8日。
    〔10〕萧马：《食人的“马来之虎”--山下奉文》，载《光明日报》，1995年8月25日。
    〔12〕孙福生：《印度尼西亚现代政治史纲》，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
    〔15〕〔澳〕梅·加·李克莱弗斯：《印度尼西亚历史》，周南京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69页。
    〔17〕A.V.H.Hartendorp, History of Industry andTradeofthePhilippines“, AmericanChamberofCommerceof thePhilippinese, Manila,1958,P.72.
    〔18〕贺圣达：《缅甸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第417页。
    〔19〕lebro, Joyce.c, JapaneseTrainted. ArmeisinSoutheast Asia, Honkong, 1977, P.96.
    〔22〕〔25〕〔29〕〔30〕David G.marr,worldwarⅡandVietnamese Revolution, Op.cit., P.138; P.140; P.133; P.134.
    〔26〕吴努：《日本占领时期的缅甸》，伦敦，1945年英文版，第86页。
    〔27〕《南洋半月》（荷印），载《解放日报》，1942年6月9日。
    〔28〕Alfred W.Mccoy, editor, SoutheastAsiaUnderJapanese Occupation,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Studies, 1980, P.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