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格局解体以后，民族主义浪潮再次席卷了世界舞台，并对当代国际关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在今天的欧洲，重新统一后的德国正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向着世界政治强国的方向迈进。德国的崛起与壮大引起了人们沉重的思考。回首德国近代以来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它所前进的每一步，无处不刻印着民族主义的痕迹。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社会实践运动，是近代欧洲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德国近代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不同于英、法等西欧国家的表现形式--文化民族主义，它曾给德国带来过欣喜辉煌，也造成过悲怆与灾难。本文拟就对德国近代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启蒙时代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与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生
    17到18世纪之交，在世界范围内，由于新的世界贸易通道的开辟和现代世界贸易往来的扩大，英法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渐走上了产业革命的道路。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已经开始了向封建统治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此时的德国，由于长期的战乱和异族统治，仍处于四分五裂之中。国内关卡林立、货币不一，严重障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再加上封建专制的腐朽和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更进一步加深了德国社会的黑暗。在这种小邦林立、诸侯割据、专制势力强大、战乱绵延的情况下，新生的德国资产阶级表现得极为软弱。当法国近代民族主义通过启蒙运动发展成为对民族国家的热爱与忠诚的时候，德国正处于艰难的民族意识觉醒时期。受法国文化的影响，18世纪德国社会的上层阶级瞧不起许多具有德意志特点的东西，他们采用法国风尚、服装礼仪、生活方式和观念以及语言，并以此作为文明生活的国际标准。国家的分裂、外来文化的入侵、统治集团的腐朽、资产阶级的软弱等等促使一大批思想比较激进的知识分子对德国历史进行了严肃而沉重的思考。他们以笔作枪，试图以文化的方式来启发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并希望能借助于文化上的联系来推动德国的统一。他们的行动，不仅促成了近代德国民族意识的觉醒，而且奠定了近代德国民族主义的雏型，即文化民族主义。它的产生，不仅为法国大革命以后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极大地削弱了奥匈帝国的统治，是近代德国民族主义的最初表达。
    从17-18世纪之交到70年代，是德国文化史上的启蒙时代。这一时期，在德国的哲学、文学和音乐领域，几代知识分子以反对神权与专制，崇尚理性、平等、自由，向往民族统一为主要目标，以饱满的热情、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具有明显时代特征和民族风格的思想与作品，抒发了他们纯朴的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对德国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哲学领域，启蒙运动前期的哲学家托马修斯、莱布尼次及其弟子，由于受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开始倡导人权与理性，并以物质和精神的和谐论驳斥了“绝对神权”的谬论。到了康德时期，即启蒙运动鼎盛期，德国的哲学思想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他的批判哲学在追求人的思想自由和艺术创造自由等方面较前又跨进了一步。1781年他发表的《纯粹理性的批判》，被认为是德国的一次“精神革命”，“如同在法国推翻了旧社会体制基础的王权一样，在德国推翻了精神统治基础的自然神论”[①]。海涅甚至认为，从康德开始的哲学革命“变成了一件民族事业。”在文学领域，民族意识的表现更为强烈。从启蒙文学家莱辛开始，便注重开创德意志的民族文学。他认为，德意志的文学应表现资产阶级的精神和情感，应具有反抗封建专制的意识。1767年在他发表的《汉堡剧评》中，他抨击了前人对德国古典戏剧庸俗的模仿，在法国文化风靡德国的18世纪，提出了应该上演反映德国人民生活、体现德意志民族特色的作品。莱辛不仅是德意志民族文学的奠基者，也是德意志民族文学的第一块里程碑。当费里德里希二世醉心于法国宫廷文化、诋毁和蔑视本国文学时，德国文学家通过要求建立德意志民族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民族主义情感、振兴民族的意识以及痛恨专制与分裂、向往自由与统一的愿望，对于启发德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启蒙时代民族意识觉醒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提倡使用本民族语言。这在德国上层社会和王室普遍使用法语的18世纪是非常可贵的一种民族情感的表达方式。早在1687年，启蒙运动之父托马修斯就勇敢地首次在大学课堂上使用德语讲课。后来的沃尔夫不仅主张用德语讲课，而且提倡用德语思维和创作。他甚至认为，德语“用于科学比拉丁语要好得多，而且用纯粹德语所作的表达，若用拉丁语听起来声音极为粗野。”[②]在文学领域，许多人都以讲德语为荣。18世纪著名的音乐界开山祖师巴赫，也主张用德语创作，并要求用德语演唱。这种文化传统与习惯也为后来的文化界所继承，赫尔德甚至把法语认为是“塞纳河的绿色污泥。”民族语言的推广和应用，不仅促进了德意志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而且也表达了德国文化界对外来文化的一种抗拒心理，是近代德国民族意识觉醒最直接的一种表达。
    由于国家的分裂和社会局势的动荡，启蒙时代从德国文化界开始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没有能发展成一种较广泛的社会运动，因此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的近代德国民族主义被局限在文化领域，逐渐地发展成为一种范围比较狭小的文化民族主义。由于资产阶级力量的薄弱和封建专制势力的强大，这一时期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文化民族主义具有很大的不彻底性。他们痛恨封建专制却不敢直言时弊，反对神权却不敢与其彻底决裂，盼望民族昌盛与统一却很难找到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因此只停留在调和新思想与旧思想、宗教与科学上面，表现出了一种痛苦与彷徨并重的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比如康德的哲学革命，在批判前人唯心主义唯理论的基础上，推翻了他们关于“上帝、灵魂、自由意志”等所谓形而上学的体系，但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而是力图调和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经验论和唯理论，论证一种新的、特殊形式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不可知论，以便为信仰保留余地。这种表现反映了当时德国社会毫无出路的状况和德国市民的不满而在实践上又不得不屈从和安于现状的矛盾心理。
    二文化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到18世纪80年代，德国仍然是一个小邦林立、诸侯割据、山河破碎的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德国资产阶级仍然毫无政治地位可言，也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肩上推翻封建统治、实现民族统一的责任，相反却满足于对专制势力的妥协与退让。恩格斯在谈到18世纪末的德国时这样写道：“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一种卑鄙的、奴颜婢膝的、可怜的商人习气渗透了全体人民。一切都烦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③]德国社会的黑暗和民族前途的迷惘，使一大批受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影响的知识分子在苦于找不到一条切实可行的挽救民族灾难的实际办法时，在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以尊重人的理性、倡导人文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精神的时代潮流，加速了德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形成了德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的文化隆盛年代。从古典主义时代到浪漫主义时代，是德国文化民族主义形成并走向鼎盛的年代，是贝多芬、哥德和席勒的年代，是赫尔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年代。伴随着古典主义时代的结束和拿破伦对德国的征服，“德意志浪漫主义就成为反对法国人、反对法国革命和反对法国革命精神的思想武器”[④]，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也逐渐表现出明确的政治倾向。文化民族主义者们那种由于法国文化入侵，拿破伦的征服行为和神圣罗马帝国的解体所造成的痛苦、屈辱和仇恨的民族情绪发展到了顶点，赫尔德的作品被公认为是德国民族主义者对当时盛行于整个欧洲统治阶级中间的法国文化霸权的愤怒表达。随着1800年以后在德国迅猛兴起的民族觉醒，德国文化民族主义者除了反对拿破伦和法国外，也反对德意志统治者和那些半法国化了的德意志上层阶级，因为他们已经开始认识到，民族的统一应该首先具备政治上统一，宣传要实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徽。
    拿破伦被驱逐以后，德国的社会、经济和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完成民族统一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然而维也纳会议无视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统一祖国的渴望，确认了法国和拿破伦对德国的“改组”，组成了一个包括39个德意志国家在内的、松散的德意志联邦，民族分裂的局面再次得以维持。再加上法国革命受挫所造成的影响，浪漫主义时代和文化民族主义者们虽向往统一却又害怕政治革命，故而开始沉溺于民族历史光荣的过去，醉心于复兴中世纪的文化，以此来论证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具有优秀传统和创造力的伟大民族，而且这段原始的自然力和生命之力将使德国重新获得统一。
    “法国大革命使德意志人敏锐地意识到了国家。”[⑤]1793年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费希特在《论公众对法国革命判断的更正》一文中，提出封建特权不应继承，而应得到国家的同意时方可存在。赫尔德也认为，“德意志人的方式不同于法国人的方式，但并不因此就不值得尊重。一切真正的文化或文明，其根源必然产生于本国”。“每一个民族，即具有共同语言的一群人都有自己的态度和精神。”[⑥]拿破伦征服德国以后，费希特的民族情绪很快暴露出来。1808年他在柏林发表的一系列《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中，宣称存在一种不可磨灭的德意志精神，一种原始时代就存在的不变的民族性格，较之其它民族更为高尚，应不惜任何代价排除不论是国际的还是法兰西的一切外来的影响而保持其纯洁性。他的演讲具有很大的煽动性，后人甚至因此把他认为是德国的一位民族英雄，看来也是不无道理的。在文学艺术领域，知识分子以他们锋利的笔锋和生动的创作推动着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歌德的《欢乐颂》，席勒的《阴谋与爱情》，海涅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作为时代的最强音，给德意志蓬勃兴起的民族事业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哲学、文学、音乐与宗教的逐渐决裂，充分表达了资产阶级向往自由盼望国家统一、民族昌盛的时代呼声，鞭笞了封建专制制度的残暴与黑暗，展示了人类的热情、悲怆与灾难，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这一时期，文化民族主义在德国的作用和影响已明显加强，并逐渐具有了强烈的政治倾向，随着拿破伦对德国的征服，文化民族主义发展成了一种影响十分广泛的民族事业。在1815年政治局势反动的情况下，德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继续为实现民族统一和改革现状而斗争。1817年10月18日，德国十二所大学的500多名学生集会，纪念宗教改革300周年和莱比锡会战4周年，提出了建立统一的德意志的主张。在耶拿创立的大学生协会成为大学生要求统一运动的活动中心。应该说，在尚未实现政治、经济统一的情况下，首先从文化上确立民族的认同，可视为一种实现统一的推进方式，可以说文化民族主义是德国艰难曲折的统一道路上的第一块里程碑。从18～19世纪上半叶，德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分裂的、落后的，但其在文化上是鼎盛的、统一的，经过几代知识分子的艰苦努力，他们共同创造了一个德国的文化世纪。这种骄傲与自豪感足以使后来的德国人从落后于历史发展的彷徨与痛苦之中摆脱出来，以高昂的热情和斗志去完成德国的统一，推动德国的进步，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
    尽管如此，作为被动反应型民族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仍存在很多缺陷和局限。由于受主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观和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哲学与神权的决裂、民族主义者反封建的要求仍是不彻底的，包括费希特和黑格尔也是如此。特别是在19世纪初期，当德国同时面临救亡与启蒙的双重任务时，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们都没有能够把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通过反对封建、实现民主自由的方式来唤醒群众，促成民族的独立统一。相反却受天才论或唯我论的影响，沉溺于德意志民族光荣的过去，把拯救民族危亡的希望寄托在所谓的“英雄”和“天才”身上，并自认为是天才，试图避开政治斗争的途径，通过文化的手段来达到救国的目的。在他们看来，建立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能表达出德意志人深刻的道德意志和富有特色的文化，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而忽视了民族统一首先需要的是全民族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广泛的群众基础。特别是当文化民族主义者们在目睹了法国大革命的屡次受挫以后，许多人在变革的问题上反对政治革命，主张改良，甚至为此不惜与封建统治阶级妥协。歌德和席勒到了晚年，就主张改良，反对革命，并都取得了贵族封号，就连黑格尔也通过其“凡是现实的就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就是现实的”辩证法体系，为现存在封建专制辩护，从而使其哲学观上升为普鲁士的国家哲学。浪漫主义时代，哲学既容纳泛神论，又吸收超自然神论；既讲理性主义，又强调绝对自我，使唯我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极端，即唯我独尊，目空一切，为所欲为，充分体现了文化民族主义者作为德国资产阶级的代表所具有的两面性和极端性。另外，文化民族主义者盲目排外，妄自尊大，把整个仇恨的锋芒全部指向外族，没有能一分为二地从内部找到德国落后和分裂的根本原因，虽有很大的煽动力，但又蕴育着很大的危险性。它为后来仇外、侵略的民族主义埋下了伏笔。第二帝国以后当德国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一起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近代民族主义逐渐向殖民扩张主义演变的过程中，它在德国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狂热和侵略行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封建农奴制的反动、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和民族的分裂，是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产生的深层原因。近代德国，由于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因此也就不可能产生一个独立的、富于民主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阶层。在封建腐朽统治的高压下，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退让，民族主义者们也只好退缩到民族历史光荣的过去，通过文化的手段来表达他们对民族统一和强大的期望，从而形成了这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民族主义，从18世纪中期开始，德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了较大的发展。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更进一步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统一市场的形成。1848年的德国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与退让，又未能完成推翻专制、实现统一的革命任务。革命的失败，使一些民族主义者和政治领袖深深认识到了政治统一的重要性，从此文化民族主义开始逐渐向政治民族主义转变。19世纪50～60年代，俾斯麦的现实主义政治哲学主宰了德国，他硬是靠实力政策，即铁和血的政策，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100多年以来几代德国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民族统一事业，在国际舞台上重新恢复了德意志人的“自信”与“自尊”。
    俾斯麦统一德国以后，德国迅即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德国近代文化民族主义也开始逐渐蜕变为殖民扩张主义，并参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狂潮。然而，它有关民族精神、民族意志等方面的一些传统为后来的政治民族主义所继承，对后来德国的历史也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②《德国文化史》杜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页、第126页。
    ③《马恩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633-634页。
    ④《德国近现代史》（上）科佩尔·S·平森著，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3页。
    ⑤⑥《近现代世界史》（中）帕尔默·科尔海顿著，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46页，第5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