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学和政治决策
    唐代史学的经世致用，从史学和政治的关系来看，其重要性莫过于影响到政治决策。这种影响，大量的是通过思想领域实现的。这对唐皇朝的巩国、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唐朝继隋而起，就象汉朝承秦而兴一样。隋唐皇朝是秦汉皇朝之后又一次两个蝉联的统一政权，其中得失存亡之故，颇有相似之处。唐初史家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中，提出了对现实政治极有参考价值的认识。贞观十年成书的“五代史”中的《隋书》，在这方面是有代表性的；魏征撰写的《隋书》史论，是这些认识中最有见地的。《隋书》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很多，大要说来，一是关于得失存亡之辨，二是关于教化和用人。隋何以亡，唐何以兴？这个问题，犹如西汉初年陆贾撰《新语》一样，是《隋书》要回答的根本问题。“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26）这是《隋书》对隋朝历史经验教训的最重要的概括。对于这个问题认识，《隋书》史论首先是从变化的观点来分析的，认为隋朝的“衰怠”、“乱亡”的原因“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27）它起于文帝而“成于炀帝”。《隋书》史论分析了隋亡“成于炀帝”的种种政治原因，指出：炀帝统治时，“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28）这些认识，是接触到了隋朝灭亡的一些根本问题了。其次，《隋书》史论分析了文帝、炀帝在政治举措上出发点的不同，阐述了“高祖之所由兴，而炀帝之所以灭”的原因，（29）指出：隋文帝在统一南北的战争中，对人民的“动”是为了使其“安”，对人民的“劳”是为了使其“逸”，故能以致兴，而隋炀帝“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视亿兆如草芥，顾群臣如寇仇”，故必然致亡。这是说到了人心的向背，决定了隋朝的兴亡。魏征的这个认识是带有一贯性的，他曾多次引用《荀子·王制》篇上的话劝告唐太宗：“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30）后来唐太宗本人也用这话诲谕太子。（31）这在唐初统治者中，无疑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再其次，《隋书》史论还从财政、劳役、兵役等一些具体政策上总结了隋朝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认识到“取之以道，用之有节，故能养官之政，勖战士之功，救天灾，服方外，治国安人之大经也”的道理，以及对待人民“不夺其时，不穷其力，轻其征，薄其赋”的必要性。（32）这些见解，从阶级实质来看，是为了巩固唐皇朝的统治而提出来的；从历史观来看，是比较明确地认识到社会生产的发展与破坏，对于政权的兴盛与衰亡有直接的关系。唐初统治集团注重制订发展社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的各种措施，其思想基础就在于此。
    唐初实行“偃武修文”的“教化”之政的重大决策，是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才制订下来的。唐太宗即位之初，“尝与群臣语及教化”。他说：“今承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征不赞这种看法，认为：“久安之民骄逸，骄逸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唐太宗认为魏征说得很对。大臣封德彝反对魏征的意见，他说：“三代以还，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岂能之而不欲也？魏征书生，未识财务，若信虚论，必败国家。”魏征反驳说：“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唐太宗最后采纳了魏征的主张，收到了很突出的政治效果，数年之后他兴奋地对长孙无忌等重臣们说：“贞观之初，上书者皆云：‘宜振耀威武，征讨四夷。’惟征劝朕偃武修文。中国安，四夷来服……征之力也。”（33）这是充分肯定了关于“教化”的决策。魏征结合隋朝的历史，进一步阐述了“教化”之政的思想，认为：“古之善牧人者，养之以仁，使之以义，教之以礼，随其所便而处之，用其所欲而与之，从其所好而劝之。”他称道隋朝的循吏梁彦光等“内怀直道，至诚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见思”的风范。（34）他还指出：“有无能之吏，无不可化之人”。（35）魏征借评论历史，提出了一个理想的统治秩序和政治环境，也对各级官吏提出了“立身从政”的目标。从上文可以看出，这对唐初的政治生活显然是十分重要的。《隋书》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提出了这样的见解：“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长短殊用，大小异宜，{K1C206.JPG}棁栋梁，莫可弃也。”（36）从历史观点来说，这种认识注意到众人的智慧和力量以及各种人才的不同的独特作用，比之于把历史的变化完全归于一人一谋的论点，是很大的进步。从政治上的考虑来看，它是通过肯定“有隋多士”来肯定一大批唐朝的开国元臣、宿将，并希望唐朝最高统治者继续广开言路，选拔人才。纳谏和用贤，是“贞观之治”的政治特色之一，与此不无关系。
    关于得失存亡之辨，关于教化和用人，是唐初的史学对唐初的政治决策产生积极影响的两个方面。这种影响的又一个方面，是关于“封建”的讨论，而影响所及直至中唐之末，成为唐代史学上和政治上的一件大事。秦汉皇朝实行郡县制，但关于分封和郡县孰优孰劣的争论却一直延续下来。唐太宗即位后，令群臣议“封建”，即分封诸王、功臣之事。当时大致有三种意见，赞成的，反对的，还有主张“分王诸子，勿令过大”的。魏征、李百药、于志宁、马周、长孙无忌等都持反对意见。魏征从唐初的政治、经济状况出发，不赞成分封一事。史臣于志宁认为“古今事殊”，故“宗室、群臣袭封刺史”事，“恐非久安之道”。马周从历史教训考虑，认为分封之制易生骄逸，“则庶兆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长孙无忌虽在受封之列，也反对分封，上表称：“缅惟三代封建，盖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礼乐节文，多非己出。两汉罢侯置守，蠲除昔弊，深协事宜。今因臣等，复有变更，恐紊圣朝纲纪。”史家李百药更作长篇奏论驳世封之事，指出：“得失成败，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辙，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浇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内，尽封诸侯，王畿千里之间，俱为采地。是则以结绳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刘、曹之末，纪纲弛紊，断可知焉。”他批评曹冏的《六代论》、陆机的《五等论》主张分封的说法是谬妄之言，建议唐太宗“以质代文”，不要忙于“定疆理之制，议山河之赏”。（37）最后，唐太宗终于罢封建事。这对于唐皇朝的巩固，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确乎是一桩重大的决策。在这次涉及到历史经验和现实政治的反复讨论中，一些史学家参与了，并且相当深入地阐述了历史进化的思想，在政治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唐以后，藩镇割据，其势盛于诸侯。于是柳宗元撰《封建论》，以说明历史而审视现实。《封建论》的理论价值在于，它提出了“不初，无以有封建”和“封建，非圣人意也”这两个前后相关联的论点。柳宗元从人类处于“草木榛榛，鹿豕狉狉”的初始阶段，为了“自奉自卫”必须“假物以为用”到“假物者必争”，从“争而不已”到“听命于能断曲直者”，从“告之以直而不改”到“君长刑政生焉”，一直说到里胥、县大夫、诸侯、方伯、连帅、天子各级统治者的出现。柳宗元认为，这个发展过程就是“封建”出现的过程，跟所谓“圣人之意”是没有关系的。《封建论》还提出“势”这个历史范畴来与“圣人之意”相对立，这是它的理论价值的又一个方面。他反复论证，殷周时代实行分封制带有必然的趋势：“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这样，自秦而下，废分封，设郡县，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其不可变也固矣”，不能看作是违背了“圣人”的意愿。（38）柳宗元的这篇著名的史论，接近了把历史进程看作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之认识的边缘，从而达到了当时历史思想领域里的最高成就。而《封建论》在当时的政治意义，是为唐宪宗等人对藩镇割据势力进行斗争提供历史根据和理论根据，也是在这方面对割据势力的有力的驳斥。宋人苏轼认为：关于“封建”的讨论，说者甚多，“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39）这足以说明《封建论》在历史理论和政治影响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