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年，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渐次形成的重要时期。梁启超分别发表于1901、1902年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则被公认是其崛起的标志。但是，梁启超又非孤军奋进，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晚清国粹派异军突起，也构成了其时资产阶级史学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他们不仅同样高揭“史界革命”旗帜，猛烈批判旧史学，而且于新史学身体力行，研究硕果累累。同时，作为革命派，他们以新史学为武器，服务于排满革命，又与作为立宪派的梁启超诸人，大异其趣。因此，国粹派所体现的资产阶级史学思想，别具特色，有着更加集中的典型性。探讨其思想主张，显然是研究20世纪初年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拟集中论述国粹派关于新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的探索。
    一
    围粹派重国家，但在他们的心目中，“国家，当首经史”（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本刊第1年6期），而经即史，“经学还是历史学的一种。”（章太炎：《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国粹派主张国学，其主要内容就是史学。故章太炎肯定“国粹以历史为主”。其重史，不言而喻。
    国粹派虽十分看重历史，但却深感中国传统史学灾难“当意”，因此对封建旧史学施以猛烈的批判，以为它有三大缺陷：
    其一，有“君史”，无“民史”。国粹派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史书卷帙浩繁，汗牛充栋，但无非是君史而非民史。社会的进化不是一二人的进化，而是群体的进化。人是群体的生物，“以群生，以群强，以群治，以群昌”，因此，“舍人群不能成历史”。所谓民史，就是应当颂扬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生计家、探险家等等，“人群之英雄”；记述学术、宗教、种族、风俗、经济等等，“人群之事功”。这些才是真正的“历史之人物”和“历史之光荣”。（邓实：《史学通论》（四），《壬寅政艺丛书》，史学文编卷1）然而， 旧史书所津津乐道的所谓帝王将相的丰功伟业，无非记录着“中国专制政体之进化”和“一人一家之利益”（邓实：《论中国民治进退之大势》，《政艺通报》1903年第8号），于群治进退、 人民的利益，并无关系。包括学术史、科技史、教育史、风俗史、种族史、财政史、外交史等等在内的民史既湮没无闻，无怪乎本是包罗万象、丰富多彩的历史学，却变得索然无味。总之，四千年的中国，“有朝廷而无国家，有君谱而无历史”（马君武：《法兰西今世史序》），人道“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朝之家谱，又岂过欤”（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本刊第1年第6期）？
    其二，“贵知记事，而文明史不详”。在国粹派心目中，“文明史”就是重在彰显群体进化、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历史现象虽然纷繁复杂，但决非是彼此孤立的“陈迹”的偶然堆砌，而必有某种“理法纲维于其间”。这就是史迹彼此间存在着的内在的因果关系。历史学要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着意于此种因果关系，以揭示历史进化自身的必然性。但是，传统史学的致命弱点，恰恰在于满足记述孤立、琐碎的史迹，而于“其中之关系”，无所措意。旧史书只是帝王起居注、英雄列传一类的组合体，犹如木材土石之杂然丛积，并不等于巍峨的宫室，充其量不过是详尽的年表，却称不上是历史的科学（佚名者：《序泰西通史》，《壬寅政艺丛书》，史学文编卷1）。这在章太炎就叫做“文明史不详”。他说：“中夏之典，贵在记事，而文明不详，故其实难理。……非通于物化，知万物之皆生于几，小大章，则弗能为文明史。”（《尊史》，《訄书》重订本）所谓“知万物之皆生于几”，也就是强调著史须把握历史进化内在的必然性；而旧史“其实难理”，也在于“苟务编缀”，于此无所发明。所以章太强调旧史书“徒知记事”，实难“当意”。（《致吴君遂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邓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称中国“无史”：“盖史必有史之精神焉。异哉，中国三千年而无一精神史也，……呜呼，中国无史矣，非无史，无史家也；非无史家，无史识也”（《史学通论》（一），《壬寅政艺丛书》，史学文编卷1）
    其三，“宗旨既非，焉有信史”。国粹派认为，史学虽为天下的公器，但它真能著为信史，裨益群体，却赖史家有“公权”，即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泰西各国人有作史之权，……莫不以保国伸民为宗旨，简册所重，动关全族。”（《史学总论》，《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7期）故其史为群史，非一姓一家所私有。 惟其如此，史家多能生以公心，其史为信史。在中国则不同。有秦以降，暴君独夫接踵后世，禁网日密，公权尽失。史既为帝王一家私有物，史必无公心，“宗旨既非，焉有信史”（同上）？这又表现为二：一是史家不敢“有放直笔以触文网”。司马迁、班固以下，“后之史职者，唯言其谀伎，舍铺张虚美盛德大业之外无文字”（邓实：《民史总论》，《政艺通报》1904年第17号）；二是史家有意曲笔以取利。例如，“固受金而寿求米”，都无非挟其奇纵傀逸之才，而为“褒贬过情之论”；同样，欧阳修作《五代史》，不为辅通立传，意存曲古讳今。班固诸人古称良史，尚非“当于史义而无愧者”（马叙伦：《史学存微》，《国粹学报》第2年第7期），遑论其他。
    上述国粹派对旧史学的批判，明显地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中国传统史学虽然有种种弊端，但它毕竟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他们概之以“帝王家谱”，甚至谓“中国无史”大失偏颇。然而，尽管如此，国粹派尖锐地指出，封建史学说到底不过是服务于君主专制的工具，不仅漠视国民，而且满足于记事，于社会进化的原理甚少措意，无疑又切中其肯綮。同时，还应当指出，国粹派对封建史学的猛烈批判，不仅是受其时东渐的西方实证主义新史学思潮影响的结果，更主要的还在于，从根本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史学领域的反映。
    革命派既主共和革命，便不能不竭力去打破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忠君观念；而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并以正统观念为指导的封建史学体系，数千年沉沉一线，正是培植此种忠君观念的重要土壤。所以，为在思想上为民权革命开辟道路，作为革命派一翼的国粹派，力斥封建史学之非，鼓吹创建反映资产阶级利益与要求的新史学，就是毫不足奇的了，翼天氏的《中国历史出世颂》一文，就集中反映了这一点。他说，中国所以成了千年的睡狮，丧失了勃勃的生机，是历代独夫民贼箝制束缚国民思想的恶果。而其中，“则历代史家实尸其咎”。因为史家的天职本当记录国民群体的运动，“指点批判帝王官吏之罪恶”，使后人得以感奋，从而敢于“破坏”、“改造”和“进化”；但旧史家反其道而行，孜孜于正统，维护君权而抑民气，结果造就了国民奴隶的根性。他主张打破千年陈腐的旧史体系，掀拔数千年根深蒂固的奴隶根性，以恢复“我国自古以来血脉一统之庞壮国民显独不羁活泼自由之真面目”（《政艺通报》1903年第9号），使中国睡狮重振雄风。在这里，作者激烈批判封建旧史学和热情颂扬旨在倡导民权自由的新史学的“出世”，其目的显然在论证现实的共和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