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将传统的小学与西方社会学相结合
    国粹派主张借鉴西学，但究其治史的主要方法，实仍以传统的朴学为根基。乾嘉朴学强调信而有征，严谨细密的考据是其根本的方法与特色。国粹派虽然批评其末流饾饤破碎，但于乾嘉先贤严谨的治学态度，却称颂不已，以为其“缜密严栗，略与皙种之科学相同”（刘师培：《崔述传》，《国粹学报》第3年第9期）。特别是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多是训练有素的朴学大师，他们将朴学的方法用于治史，愈显功力。前者考证“神权时代天子居山说”（《官制索隐》，《章太炎全集》（四）），后者考证“周、召共和与西方共和政治无涉”说（见《共和解》，《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7册），皆考辨精审，为其时有名的撰述。不过，国粹派毕竟较乾嘉先贤站得更高，因此他们不是简单沿用传统的朴学方法，而是借助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指导，使这一原含科学精神的治学方法，在自己的手中平添了新的活力，从而也进一步体现了中西的兼采与融合。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国粹派将乾嘉先贤作为治经津梁的小学，与西方的社会学衔接起来，指出了二者间存在着重要的互补性。
    国粹派把这一点视为自己重要的发现。1902年章太炎为撰《中国通史》重读乾嘉先贤著作，蓦然间，豁然开朗。小学非仅为经学的附庸，同样为通史明进化的津梁。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兴奋地写道：“近方草创学术志，觉定宇、东原，真我师表，彼所得亦不出天然材料，而支那文化进化之途，藉以发见”。因作通史，“然后知……小学一端，其用亦不在六书七音”（《致吴君遂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西方社会学藉语根探迹皇古，创获极多，是因上古史迹留于传记者甚少，“惟文字语音间留其痕迹，此与地中僵石为无形之二种大史”（同上）。后来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他又一次郑重宣布：“更有一事是从来小学家所未说的”，这就是“因造字的先后就可以推见建置事物的先后”。如《说文》中的“兄弟”二字，皆为转注，而非本义，可知古人造字的时代，还没有兄弟的名字。又如“君”字，古人只作“尹”字，与“父”字然，都是从“手”执杖，可知古人造字的时代是家族政体，父权、君权并无差别，如此等等。“发明这种学问，也是社会学的一部。若不是略知小学，史书所记，断断不能尽的”（《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感乎此，章太炎愈益坚信，非通晓经术与小学，不足为良史。
    与章太炎相较，刘师培更强调小学与社会学间的互补性。他认为，“西人社会之学，可以考中国造字之原”（《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即借助西方社会学原理，可以理解中土文字的缘起；但迄今西方社会学远未成熟，穿凿之迹，附会之说，虽其著作大家，也在所难免。是学的昌明不能不藉中土文字以为折衷。这是因为，“文字繁简足窥治化之浅深，而中土之文以形为纲，察其偏旁，而往古民群之状况昭然毕呈。故治小学者必与社会学相证明”（《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刘师培著有《小学发微补》、《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论中土文字有益世界》等文，是其时探讨小学与社会学关系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例如，他对“酒”、“尊”、“酋”、“巫”、“医”内在联系的独到解说，就很受时人的重视。他认为，在上古人们十分尊敬酒的发明者。“尊”为酒器，古代奉以祭神，引伸为尊卑之号。而酋长之“酋”，即为酒官的假借。上古巫官兼医职，“医”（醫）字从“酉”，即系“酒”字省形。时以巫为酋，即以巫为医。“酋也者，巫之作酒者也。医也者，巫之以酒疗人疾者也”。据此不仅足见上古“中国之医学多与宗教相参”，而且可见其时的政治、学术无一不始于崇信鬼神的宗教（参见《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古代医学与宗教相杂》，《国粹学报》第4年第2期）。这些见解，显然使人们对上古社会的认识变得丰富了。章太炎对刘师培在这方面的探索，称赞不已。他在给后者的信中说：“大著《小学发微》，以文字之繁简，见进化之第次，可谓妙达神恉，研精覃思之作矣。下走三四年来，夙持此义，不谓今日复见君子，此亦郑、服传舍之遇也”（《与刘光汉书》，《章太炎全集》（四））。可见彼此志趣相投。
    国粹派重视探讨新史学的内涵、体例和研究方法，但他们最终却是将问题归结为新史家必须具备新的素质。这不仅是指新史家当注意吸收西学新知以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更主要是指新史家当具“特别之精神”：“抑我谓史氏无特别之精神，亦必不能具千古特别之史体”。马叙伦将此具体化为“四心”：“公心”、“理心”、“质心”、“曲心”。所谓“公心”，就是“以史体之精神，吸收政体”，或叫“明政权之本”，即史为民有，史家当自觉助益民权政治，“以保国伸民为宗旨”；所谓“理心”，就是懂得社会学理论，“推世界之进化，达事理之本原”；所谓“质心”，就是“推世界之动静进退，制为教育”，即自觉发挥史学功能，使之真正成为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利器。所以他说：“史有理心而无质心，此未有作用之史，不足兴也”，所谓“曲心”，就是“隐其面目，以达其目的”。马叙伦的“四心”，除“曲心”有失偏狭之外，显然是更集中和更鲜明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所以，从表面上看，国粹派强调新史家的新素质，似乎并未超出章学诚主张的“德、才、学、识”的范围；但从实质上看，它却完全体现了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以“明政权之本”，即服务于民主共和的根本宗旨。
    四
    国粹派对新史学的建设，身体力行。《国粹学报》上发表的大量古史研究的文章，无疑都是他们努力的结果。此外，较具规模的通史或专史性的著作，主要有：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三册）、《中国民族志》、《经学教科书》（二册）；黄节的《黄史》；马叙伦的《古政述微》等。其中又以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为最重要。《国粹学报》第4年第1期有其第一册“广告”说：“是册述古代之历史，由开辟以至夏殷，举古代之种族、地理、风俗、政体、典章制度、学术、技艺言之甚详，……其所注意之点，则一在历代政体之异同；一在种族竞争之始末；一在制度改革之大纲；一在社会进化之阶级；一在学术进退之大势；不专重君朝而兼重民事，不专详事迹，而兼详典制，诚中国历史教科书未有之佳本也。”是书不仅以西方社会学理论为指导，突出探讨了古代社会民族、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的进化过程，在内容上是全新的；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完全采用了西方近代史书的体例。从已完成的三册看，全书共分72课，以“上古时代”（开辟至夏）、“古代”（商至周）分期。每课所述，尽属专题，如“夏代之兴亡”、“商代之兴亡”、“古代之宗教”、“古代之学术”、“古代之官制”、“古代之工艺”、“古代之衣服述略”，等等。刘师培显然是将分时与分类两种著史方法很好地结合起来了。所以“广告”称该书是“未有之佳本”，固不免夸大之嫌；但它毕竟是值得重视的：是书从形式到内容都令人耳目一新，结构严谨，气魄宏大，不仅可以看作是国粹派致力于新史学的代表性著作；而且也可以看作是20世纪初年，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先驱者著作中的一部独具特色的中国上古史专著。同时，国学保存会还拟编辑全国各省《乡土历史教科书》，至1907年已编辑出版了江宁、江苏、安徽、直隶、湖北诸省区的第一册，及广东、江西两省的第一、二册。这些初级的历史教科书，自然也是新史学的著作。所以，我们说，正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国粹派构成了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史学革命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