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一生中用去大约十年的时间游历了中华大半国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中国古代史学家、文学家中也是开先河之人。而这种现象出现在西汉之初大一统的汉武帝时代，也绝非偶然。我们当然可以从司马迁为了访求“天下遗文古事”、“网罗天下放矢旧闻”，以及由于奉使、扈从等方面原因去说明，对此前人之述备矣。而对这种现象产生的心理以及文化方面原因的探讨，则所论者甚少。
    司马迁所从事的“躬身山水”的游览活动（包括奉使西征与扈从巡祭），是人类从事实践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一种带有很大精神特征的活动。据史料记载，最早把游览作为一种具有必然性精神活动并从心理发生上进行阐述的是西汉时期的学者。《淮南子·泰族训》中写道：
    “凡人之所以生者，衣与食也。今囚之冥室中，虽养之以刍豢，衣之以绮绣，不能乐也；以目之无视，耳之无闻，穿隙穴，见雨零，则快然而叹之；况开户发牖，从冥冥见炤炤乎？从冥冥见炤炤，犹尚肆然而喜，又况出室坐堂，见日月光乎？见日月光，旷然而乐，又况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视天都若盖，江河若带；又况万物在其间乎？其为乐岂不大哉！”
    这里作者明确指出了游览心理发生的必然性，并且认为这是人们在一种局限的生活中，对周围世界进行广阔的视听把握的强烈要求。特别是当人们登上泰山“以望八荒，视天都若盖，江河若带”，万物都在视野之中的时候，怎能不产生一种特殊的心理愉悦效果：“其为乐岂不大哉！”曾“耕牧河山之阳”、“十岁则诵古文”的司马迁不一定读到《淮南子》，但作为汉初长期流行于统治阶级的黄老思想，他不能不受到影响。当司马迁从家乡到京，眼界大宽，更激发了“少负羁之才”的司马迁不再满足于独处居室诵习古文，而产生一种对世界进行更广阔视听把握的强烈追求。这恐怕是司马迁到京师不久，决然“二十而南游”的心理因素吧。
    从汉初的文化背景看，司马迁是受黄老思想影响很深的一位学者。何况黄老思想又是当时的统治思想。《庄子》一书中有一段老子和孔子关于“游是”的对话：“孔子曰：‘请问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老子是把“至美”和“至乐”作为“游”的最高旨趣的。庄子则更主张“乘物以游心”①，认为人不应当把物当做满足功利欲望的对象，而应当做为观照、欣赏的对象，进而达到最高的审美境界，即是物我一体“万物与我为一”。庄子把人看做是自然的一部分，并称这种人与自然的统一为“天和”，“与天和者，谓之天乐”②。这就是庄子强烈追求的一种境界。从儒家的美学思想传统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比德”说，认为自然所以为美，在于作为审美客体的自然物象可以与人“比德”，即从中可以意会到审美主体的某些品德美。孔子就曾以山比德，以水比德。他说：“智者乐山，仁者乐水”③，将人的聪明、智慧、品德与自然的审美观赏联系起来，从中获得美的愉悦。自然美能引起人的审美愉悦在于它具有与人的精神品质相类似的基本特征，这就将自然之美人格化和人的精神品质自然化。这一思想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热爱、依恋之情以及二者情感的相通、交融及和谐。与司马迁有师承关系并为之推崇的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确实含有唯心主义神秘的东西。而他的“天人感应”观点，则说明人们已明确认识到人的精神、情感同自然界的密切关系，看到人与自然的相互渗透，并成为人们所遵循的一条美学原则。司马迁否定“天道”，认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是欺人之谈；司马迁也不相信星占术那些迷信荒诞的东西。但他又在一定程度上相信“天人感应”。他认为人间每有军国大事，则有天象示兆，“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在这种天人感应观和传统的“比德”思想影响下，司马迁在登山临水之际，会更加自觉地感受自然界物质对自己情感的启发与影响，从“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中吸取丰富的精神营养。
    司马迁得“江山之助”而成《史记》之“雄深雅健”，已为人们所共识。对《史记》“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得之于“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名山大川”④这一美学命题，古往今来学者释之也颇多，比较起来还是苏询深得其意。他在对《易经》“涣”卦卦象解释中讲到：浪花这类水的形态的变化是水风相荡相激的结果。说是水，“而风实起之”；说是风，“而水实形之”。他认为“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这里“自然相使”的思想，正好说明在审美关系中冶情怡性、潜移默化的重要性。当人们置身于美的源流中，得到丰富的精神营养和创作素材，从而直接影响人们的气质旨趣和风格。也就是说人们在审美过程中心物交融，物我为一。一方面是自然的人化，一方面是人的自然化，而人的自然化的结果，正是自然美在人们审美心理中的积淀，使他们形成与之相应的审美情趣，这也可以说“自然界的结构留在民族精神上的印记”⑤。“人靠自然生活”，“人是自然的一部分”⑥。
    大自然中生命运动模式的陶冶，外物与内心的相互作用，不仅提高了司马迁审美创作主体的感知力，增强其审美情趣，而且由于司马迁“躬历山川”考察古往今来历史文化变迁的轨迹，从而获得一种“念天地之悠悠”浩茫的历史意识和悲壮的使命感。当司马迁行至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睹景生情。从屈原的“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想到他“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从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想到他“志洁”“行廉”“死而不容自疏”，深深为其悲壮的生活道路、崇高的“为人”所感动，禁不住潸然泪下。当司马迁来到孔子故乡鲁地，“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睹物生情。由诸生如何“习礼其家”想到孔子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伟大人格，“低回留之不能去云，想见其为人”。当司马迁“适北边，自直道归”，看到蒙恬当年为秦所筑之“长城亭障，堑山堙古”及所开通的“直道”时，加深了他对秦暴政的认识和体验，发出了“因轻百姓力矣”的慨叹。当司马迁“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讷、大邳、迎河、行淮、泗洛、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塑方”之后，又加深了他对古往今来最大社会问题之一水利问题的理解，发出了“甚哉，水之为利害也！”的慨叹。
    “躬历山川”的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当看到一座座挺拔险峻的山峰时，立即能够感到它的狰狞可怕或威严崇高；看到一条条潺潺的山溪时，立即感到它的欢快或生机；看到黑云压城的景象时，会感到威胁和压抑；看到滔滔东流的大河时，会感到岁月流逝和历史的无情……而当这些审美知觉积淀下来，就会形成相应的审美情趣，外化为文章的风格。李白的“大块假我以文章”的体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大块”者，大地也，也可以指大自然。“文章”可以说是以文字表达思想与感情的成果。这个命题可以引申为；把人的审美价值创造建立在对“大块”提供的条件的利用和改造上。借诸自然，人的创造力可开灿烂之花，可结丰硕之果。马存和友人盖邦式具体分析了周游天下的阅历对司马迁性情的陶冶从而形成《史记》的风格。他在《赠盖邦式序》中说：
    “子长平生喜游，方年少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之大观，以助吾气然而吐而为书”。
    苏辙和马存的论断，都说明司马迁壮游、饱览祖国名山大川和历史胜地，对自然界雄伟奇特景象和社会风俗、人情风貌有着深厚的感受，从而使他的文章“雄深雅健”、逸气纵横，在艺术风格上独树一帜，彪炳千秋。这种充分评价自然地理环境对人们审美情趣以及文章风格形成的影响，今天看来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精神的。但必须指出，如果把这种影响绝对化，或无限夸大其影响，也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应该说《史记》“雄深雅健”风格的形成，除了得到“江山之助”以外，和时代的政治、文化、审美倾向，以及司马迁本人的特殊经历和才、胆、识、力也是分不开的，而且后者还是主要的。
    司马迁生活在西汉盛世武帝时代，《史记》描述的正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对世界直接征服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从而表现了“海内一统”时代人们心胸的开阔，气魄的雄沉，以及一往无前不可阻挡的气势。它与“从容委曲”、“辞气不迫”的《左传》不同，而是“与楚汉间文相近”，即“文外无穷，虽一溪一壑，皆与长江大河相若”。西汉时代的审美倾向不再以凝重庄严为美，也不是以自然充实为美，而是以“深沉雄大为美”。司马迁所以写一部“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齐语”，“上记轩辕，下至于兹”的三千年通史，其目的还象司马迁自己所说：运用“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方法，以“通古今之变”--总结古往今来历史发展变化兴盛衰亡的规律。寻找出适应大一统时代地主阶级的“治道”，以成他的“一家之言”。何况这部《史记》 又是在他蒙李陵之祸、遭腐刑之后完成的。可见，如果把《史记》行文的起伏跌宕，疏密相间，一唱之叹，读起来令人回肠荡气，全部归于“江山之助”，那也就过于片面、不合实际了。
    注释：
    ①《庄子·人世间》
    ②《庄子·天道》
    ③《论语·雍也》
    ④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
    ⑤丹纳《艺术哲学》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4卷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