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伏尔泰的世界史观与西方当代新史学的世界史观 关于伏尔泰的世界史观在他身后长期陆沉,要到二战后才得以发扬光大的问题,斯塔夫里阿诺斯有过以下说明:1)由于实证史学的产生,“确立了资料需真实可靠的标准,这类标准是那时在论述除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以外的其他文明时所没有的;2)由于”好战的民族国家的兴起,它推动了民族国家历史而不是先前的世界历史的编纂“。[32]这种解释基本上是正确的,但过份简单化,不全面。要说明这个问题,最好先从当代西方新史学的基本特点说起。 1.新史学是一种总体史观,也是一种全球史观。这是因为,一方面人类的各个部分总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割断这些联系和影响的历史就不是新史学、换言之,新史学不仅十分重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同样重视世界各民族的直接、间接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历史只有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历史相比较,才能看出它们历史的共性和个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巴勒克拉夫说:‘早在1936年,荷兰的伟大历史学家赫伊津加就指出:’我们的文明首先是以全世界的过去作为它自己的过去的文明,我们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史,‘从此以后所发生的一切只不过都证实了他的论断。”[③③]年鉴学派的创始人马克·希洛赫说:“唯一真正的历史是世界性的历史,对这一历史的研究只能依靠相互的帮助和借鉴。”[34] 2.新史学是一种从对人类命运(不是世界上某一部分人的命运)关怀出发的历史观,因而是一种基于民族平等的历史观。勒高夫说,新史学是一种“不是让史料自己说话,而是史学家带着问题去研究的史学。”“它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视从现时出发来探讨历史问题,以便能在一个’动荡不宁的世界中‘生活和理解”。所以《年鉴》创刊时就主张“突破并反对欧洲中心论,渴望面向整个世界”。[35] 这样一种历史观有一个前提,就是主张民族平等,至少他应该不是种族主义者。不能设想一个种族主义者或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会去关心其他种族、民族的命运,很难想象持有这种观点的历史家能够较正确地估计历史上各民族的作用及其相互影响,从而他也不可能真正说明自己种族、民族的过去、现在和将来。“1914年以后,历史学家纷纷转变为主战派,都从本民族传统的角度来解释历史’事实‘。很难设想,这样一个史学界怎么会是无偏见地追求’客观‘真理的国际性学者团体呢?”[36] 3.新史学并不排斥实证史学的成就,而是继承和发挥了这些方面。新史学“有长期的坚实的传统为基础”,它虽然是在反对实证史学的斗争中成长起来,但对它来说,“实证史学方法的一部分技术经验仍然是有效的”。新史学还“扩大了历史文献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它扩大了实证史学方法的应用范围。[37] 当代西方新史学的这三个特点,在伏尔泰的时代尚不具备,伏尔泰所拥有的总体史思想和民族平等思想,主要还是出于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一时需要,而不是出于西方人认识自己的历史命运的长期需要。伏尔泰与一些启蒙思想家所抱有的民族平等思想,是他们在反封建斗争中,以全社会、全人类代言人的身份思考问题的产物(他们的理性王国就是一个全人类的乐园),这与当时西方各国正发展着的民族意识和殖民运动的现实是冲突的,因而它的现实基础是十分薄弱的。不久后,民族主义就成为压倒一切的潮流,在西方世界猖獗一个多世纪。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平等原则失去了土壤。西方人只是在经过两次大战的教训,看到自己的命运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命运无法分开,并知道“一个对其他民族的基本理想和文化一无所知的民族将永远无法摆脱灾难”的道理时,[38],才真正开始脚踏实地地考虑民族平等问题。 其实,从伏尔泰到当代西方的新史学,世界史观的发展不是一段漫长的空白。历史学在这段时间的发展中,至少为当代新史学的世界史观奠定了以下基础,或者说提供了伏尔泰的世界史观及其写作实践还不存在的条件: 1.比较正确地处理民族平等与民族发展不平衡的关系。这里用了“比较”两字,是因为这个问题在今天西方的世界史中仍不能令人满意,但若没有在这方面达到一定认识,则不会有今天的世界史。伏尔泰本人就已碰到了这个问题。他在论述东方文明成就的同时,看到了东方文明“停滞”的现象:“中国人因为两千多年来故步自封、停滞不前,所以在科学方面碌碌无为”。[39]在稍后伏尔泰的赫尔德那里,它已表现为一种深深的矛盾。赫尔德在探索世界历史发展的理论时,一方面强调要重视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亚洲人民;另一方面又认为历史生活的中心是西欧,在中国人、印度人或美洲土人中,没有真正的历史发展,只有一种静止的文明。[40] 19世纪和本世纪初是白人种族优越论横行的时代,但要批判这种思想,需要历史学作出很多努力,即了解东方文明的成就及其发展特点,避免用西方的眼光看待东方的历史,承认人类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较中肯地看待西方文明的优势和局限及其在人类整个文明发展中的地位。只有在这些方面都有较大进展,才能对民族平等和民族发展不平衡的关系有个较正确的认识,而这些进展正是在白人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压倒一切的情况下逐渐孕育出来的。 2.在18世纪,比较科学地处理史料的方法,即实证主义的方法,还不具备;或者说,17世纪后期马比荣所使用的文献考证方法尚未流行。只有在19世纪时,这一方法才臻于成熟和流行,而在这个世纪里,西方人忙于用这种新的方法研究他们比较熟悉,拥有大量原始史料的古代希腊、古代罗马及中世纪的历史。这时期,西方人对东方国家的历史尚处于资料积累时期,还很难作出一般性的概括。即使是深刻关怀人类的过去和未来命运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要到19世纪80年代才有可能比较系统地探讨人类的史前史;而且以现在的角度看,这种概括还主要仍然是限于古希腊、罗马、日耳曼几个民族。 3.比较正确地处理历史发展中精神的作用与物质的作用的关系。伏尔泰虽被视为总体史观的先驱,他在历史理论上十分重视经济、文化等方面,即强调人类在政治活动之外的所有其他活动,但他不可能不受时代的限制,他不可能在自己的著作中很好地贯彻自己的史学主张。科斯敏斯基说道:“有人说,伏尔泰的《论各国习俗和精神》中文化历史篇薄弱,经济史介绍得也很不够。但是他到哪里能获得所有这些材料呢?”[41]特别是,伏尔泰认为,人类的统一性,人类历史的进步,是精神的进步。西方人不同于中国人、印度人、非洲人的地方只在于他们在理性上有更大的进步,后者的落后是由于诸如压迫性的宗教、法律、习惯等非理性力量的控制。[42]本着这样的信念,他把人类史按精神发展分成四大时代:菲利浦和亚历山大时代,凯撒和奥古斯都时代,穆罕默德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的时代,路易14时代。在路易14时代,“人类的理性这时已臻成熟”。[43] 用理性或精神的进步作为认识人类历史的统一性和不断进步的标准,在反天主教神学中起过重要作用,是启蒙思想家的普遍观点,孔多塞、赫尔德等还进行了人类精神发展的分期,19世纪的孔德、黑格尔更是据此形成了自己庞大的思想体系。但这对强调经济等其他因素作用的伏尔泰却又是个致命的弱点,因为这使他对经济、文化的论述缺乏一种内在的逻辑力。只是到本世纪初,在马克思主义及现实历史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学者才开始真正重视经济等物质因素的作用,从而为当代的总体史观或全球史观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当然,当代西方新史学的代表人物一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但他们与18、19世纪的学者不同,他们高度重视物质因素的作用,不再那么过份强调精神因素的作用,从而使历史比较地接近原来的面目。 上述三个条件,构成了伏尔泰的世界史观与当代新史学世界史观的差距,为了这种过渡,提供这些条件,世界史走过了一条长长的弯路。 注释: ①[34][35][37]J·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8、9、13、6页。 ②[32]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序言》第1页。 ③詹姆斯和马丁:《地理学思想史》,商务1989年版,第115页。 ④⑤⑥⑦⑩[42]Eenst Breisach,Historiography,Anlient,Medieval Modern,Chicago London,1983,p,128,178-179,179,184,179,206. ⑧⑨[24][25]伏尔泰:《哲学辞典》,商务1991年版,上册,第321、321、319、33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5页。 [12]维柯:《新科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13]B.Croce,The Dhilosophy of Giambatfista Vico,New York 1964Cfrist Published in 1913),p,150. [14][41]科斯敏斯基:《中世纪史学史》,东北师大历史系1986年内部排印本,上册,第305、304页。 [15][17][18][19][20][21][22][23][27][28][29][30][31]The Best Known Works of Voltaire,New York,1927,pp.374,373,374,387,388,389,404,408,386,375,409,388-389,408. [16][26]A·J·Ayer,Voltaire,London,1986,pp.104,103. [33][36][38]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243、11、243页。 [39][43]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商务1982年版,第594、5-7页。 [40]阿·符·古留加:《赫尔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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