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利高里一世（Gregory I,590～604年在位）是中世纪初期一位十分重要的罗马教皇。“比他的任何一个前任都更坚定地想把教皇的权力扩大到整个西欧的教会”。[①a]他在位期间，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一场提高罗马教廷地位、扩大罗马教皇权力、扩张罗马教会势力的斗争，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形成中世纪罗马教皇的至高权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格利高里一世根据他担任教皇使节期间对拜占廷帝国的观察和伦巴德危机期间拜占廷帝国的反应，逐渐摆脱拜占廷帝国对罗马教会的控制，积极扩大罗马教皇的权力。查士丁尼对罗马教会的压迫，早已激起罗马教会的不满。但公元5～6世纪的教皇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采取反抗行动，只是提出口头抗议而已。格利高里一世上任后，情况发生了有利于罗马教皇的变化。拜占廷帝国实力减弱及伦巴德人对意大利的入侵，使得拜占廷帝国无法继续对罗马教皇严加控制，从而为教皇统治提供了取得独立的机会。
    格利高里一世领导了罗马抵抗伦巴德人的实际斗争，“是个在伦巴德战争中能力和威望都十分重要的人物”。[②a]他以教皇身份组织罗马居民行动起来，组成民国，进行积极防御，同时拿出教会的收入，贿买伦巴德人，使罗马渡过了公元591年和593年的危机。在没有拜占廷帝国介入的情况下，他独自与伦巴德人进行和谈，凭着他的机智、慎重和灵活的策略，于公元599年终于达成了和约，伦巴德人停止了南侵。“这一外交行动提高了教皇的威信，正如他的道德领导赢得了罗马人民的承认一样”。[③a]在这场行动中，格利高里一世不是作为皇帝代表，为皇帝的命令所束缚，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发挥作用。这一行动对教皇权力、教廷机构的巩固和发展有重大作用，从此，罗马教会与拜占廷帝国间反对阿里乌斯派的联盟分裂了，这使罗马教会在行动上更加独立。而且，同伦巴德人的谈判，也把格利高里一世带入了与罗马帝国以外的民族的直接联系。这一行动表明，罗马教会开始走自己的道路了。“教皇从拜占廷统治下获得解放一事，对于教会之独立于世俗王国，对于决定性地建立教皇政府用于管理西方教会乃是必不可缺的。”[①b]
    格利高里一世利用当时罗马与拜占廷帝国统治隔绝的形势，攫取了罗马的统治权。“在罗马像在其他城市一样，主教现在成了现存的主要民政长官，他的官员们--原来被任命管理教会事务--现在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必要事务，像维持水供应和供应穷苦人物品，这些事情到目前为止一直为市政机构来管理”。[②b]在罗马，格利高里一世是行政长官，同时还掌握武装，有时还直接指挥战争。另外，他还指挥警察、控制法庭和监狱、负责铸造货币、管理市场、修建城垣和引水管道、兴办学校医院以及进行社会救济等。[③b]“这些职责是国家的功能，而通过承担这些职责，格利高里可以说是建立了教皇的‘世俗’权力”。[④b]格利高里一世还利用当时的混乱形势，把他的管辖权扩展到意大利中部及西西里、撒丁尼亚和科西嘉的广大地区，从而成为意大利中部诸省的实际统治者。到此时，“教皇权早已是--尽管这一事实没有得到形式上的承认--地区性的权力，而且这使教皇有可能带着新的力量和自由去行动”。[⑤b]可以说，正是格利高里一世而不是别的教皇，首次把罗马教皇和地方执政官的权柄集于一身，成为中世纪罗马第一个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者，而他的权力机构，则是中世纪教皇国的滥觞。“在此之前，罗马主教从来没有能够像格利高里那样行使他的广泛权威，并且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⑥b]
    为了加强实力，格利高里一世施展各种理财手段，牢牢掌握并精心管理“圣彼得教产”。当时罗马教会拥有总面积约为1800平方公里的可耕地。格利高里一世通过熟练的管理和组织，使这些地产产生了巨大的收益。据估计，“他们所出产的收入，按现代货币计算，约合150万美元以上。”[⑦b]这些收入，主要作为以下用途：供养僧侣，维持教会费用；维持罗马及其附近的民政和军事机构；要支付给伦巴德人的“保护费”；用于社会福利事业，如救济穷人、病人、提供医院、学校及孤儿院的费用等。[⑧b]格利高里一世还从中取出一部分用于购置更多的土地，扩大教会领地的数量，同时充分利用有利条件，从事商业贸易活动。通过在经济上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格利高里一世使罗马教会有了自己控制的巨大财产，“罗马教会的经济力量早已与其政治力量一样重要了”。[⑨b]“教皇所领有的广大土地足以把教皇提升到国君的地位和权力”，为格利高里一世争取罗马教会独立、扩大教皇权力的斗争提供了有力的经济保障。
    以这样的实力为基础，格利高里一世拒绝承认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普世”性质。公元588年，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约翰四世在守斋与教会管辖权问题上和教皇发生争论，不仅自称“普世牧首”，而且宣布其继任者将世代沿用此称号。这反映了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对基督教最高权力的要求。格利高里一世坚决反对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普世”称号。“他有一个清楚的和有说服力的荣誉归于圣彼得宝座的理论，这就使他非常严格地对待大主教或主教提高他们地位的企图，尤其是他不能容忍君士坦丁堡的‘普世’主张”[①c]。格利高里一世认识到，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这一主张反映了君士坦丁堡贬低罗马在整个教会中的至高地位的对抗性意图，是对他的教皇根基的进攻，如果不予以反击，将不利于教皇建立其在基督教世界的最高权力的要求。为此，他针锋相对地从《圣经》中和历史上寻找根据，证明罗马教皇是基督教世界的唯一首脑。他以圣彼得宝座继承人的资格，“强调‘凡一切信仰福音的人都知道，是主亲口吩咐圣使徒之首，命他照管全教会’，以此来作为罗马教皇应是基督教会首脑的理论根据，表示只有罗马教会才具有‘普世’的性质。”[②c]格利高里一世与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关于“普世”权力的斗争，表明了由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给罗马教会所带来的影响，使罗马教会被迫屈从于拜占廷帝国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表明了两派教会争夺基督教首席地位的斗争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各地“异端”流行，罗马教会处于衰败状态。圣职买卖流行，主教“中间许多人远远不再成为人们的楷模”，[③c]“罗马主教，虽然人们公认为教阶制中的最高人物，但在其主教管区以外并不认为有任何管辖权。”格利高里一世上任后决定改变这一状况。他感到，如果不改变这一现状，罗马教会要么将沦为君士坦丁堡教会的附庸，要么为一个新的力量所取代。同时他也充分认识到了罗马教会所具有的有利条件以及当时有利的外部局势。为此，他从加强教会的自身建设入手，力图增强罗马教会的势力，扩大教皇的权力。
    格利高里一世积极加强对各地主教的管理，扩大教皇在各地的权力和影响，增强西部教会的统一。为此他专门撰写了供教士阅读并遵行的《教牧法规》（Regulia Pastoralis），以达到使主教工作有章可循，并将之纳入教皇的统一领导之下的目的。格利高里一世强调教士领导的重要性，要求主教管理各种事务，他们应在所有问题上宣传基督教教义，而不只是在教会事务中。他指出，主教“绝对不可专注于关心内心事务而不对外部事务加以注意”，“不要由于过分相信布道的效力而使政府的权力失去效力”。这充分表露了他干预世俗事务、力图使罗马教会成为西欧社会领导力量的意图。格利高里一世强调修士的美德--谦卑、贞洁、服从，要求教士严行独身制，保持高度的经济廉洁。他还告诫主教们不可疏于内在的精神生活，不可变得自高自大而走向歧途，否则就无法履行上帝赋予的使命。[④c]正是通过将罗马教皇置于指导的地位，通过对主教职责及教会纪律的全面阐述并付诸实施，格利高里一世为罗马教会的前途奠定了基础，提高了罗马教皇作为西部教会领袖的作用，同时也为教会组织和新的主教管区的设立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他还采取措施，加强对各地主教及教会的监督管理。对于优秀的主教，他给予一定的荣誉和提升，如授给只有大主教才能拥有的白羊毛披肩（pallium）。他任命了62名主教并对他们的选举予以极大的关注。[⑤c]对于主教的失职和各种教会弊端，他给予了严厉的指责并努力予以纠正。撒丁尼亚的卡格利亚利主教因为强占信徒的土地、收取主丧费等而多次受到格利高里一世的严厉申斥。拉文那主教和卡塔尼亚（Catania）的教士也因为滥用白羊毛披肩等事遭到他的指责。格利高里一世试图通过高卢的主教们和被派往那里的罗马教士来纠正这一地区的圣职买卖问题。[①d]他还利用宗教会议为难以应付的情况提供解决的办法。
    格利高里一世积极进行教会仪式和教会仪式中所用音乐的改革与创建工作，希望以此促进西部教会的统一，扩大罗马教皇的影响。他“主持了强有力的拉丁语礼拜仪式的创建工作”，[②c]制订了针对已经建立的礼拜仪式中祈祷的特殊教规，并使教会利用圣像和在圣徒命名日献祭动物的做法确立了下来，[③d]他还为教会布道坛写过一些有着持久影响的典范性的布道文。格利高里一世认识到了当时西欧各地教会仪式存在的差异性，开始要求各地教会接受罗马的传统，统一教会仪式。在计算复活节日期的问题上，他不顾克伦班（Columbanus）有王后的支持和第三次普世会议的规定为由，坚持要求法兰克的主教们遵从罗马的惯例，反对凯尔特的制度。他也严厉谴责了撒丁尼亚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做法及其所用的洗礼仪式。格利高里一世是通过选用罗马的教士和修道士以及采用取自罗马的实物、设施及教规等，来保证各地教会中罗马影响的程度的。教会仪式中古老而保守的罗马传统，从这时起“就开始对西方教会产生了深远的规范性影响”。[④d]格利高里一世还十分重视教会仪式中所用音乐的建设工作。他花费了10余年的时间主持收集了许多典型的歌调，确定为“教堂歌词”，并订立了许多演唱规则，这就是著名的“格利高里颂调”（Gregorian chat）。自其问世后，罗马教会对主礼神父在举行圣礼时所唱的经文与礼文、唱诗班的唱答均有详细规定。这种颂调通过本尼迪克派修道院逐渐传播开来，逐渐取代了其他地方性颂调，成为欧洲公认的一种古典形式。从此，西部教会在仪式及教会音乐方面走上了统一之路，罗马教皇在各地的影响也因此进一步增强。
    作为第一个出身于修道士的罗马教皇，格利高里一世看到了修道院的内在力量及外部影响，意识到修道院必将对传播基督教信仰、扩大罗马教皇在西部教会及至西欧的领导权产生积极的作用。因此，他特别重视修道院，积极推行修道院制度，在教会组织和活动中充分发挥修道院和修道士的作用。格利高里一世强调修道士的苦修、贞贫和绝对服从，并将其结合到修道院外的教会中去，“这立即得到了罗马的同意并扩展到其他地区”。他将修道院的教规应用到修道院外的教士训练中，这特别深刻地影响了教廷的助祭团。“通过将修道院的特征结合到助祭的训练中，格利高里确立了修道院在教会全部生活中的巨大影响。”[⑤d]将修道士充实到教廷以及各级教会组织中去，委托他们从事教士工作，尤其是传教工作，可以说，“如果没有能干的修道士们的服务，格利高里就不能完成这项工作。”[⑥d]在修道院制度中，格利高里一世特别关注本尼迪克修道院制度。他十分推崇本尼迪克教规（the Rule of St.Benedict），称之为“惹人注目的决断”，“他做了许多工作去传播本尼迪克的名望和使本尼迪克教规吸引那些受教皇影响的人”。[⑦d]他为本尼迪克派修道院制定了新的组织原则和活动方针，重申修道院长的自由选举，禁止世俗力量领导修道院；从修道士中选拔各级神职人员；积极从事对“蛮族”的传教工作。[⑧d]这样，本尼迪克派修道院得到了迅速发展，仅以法兰克王国为例，6世纪末，本尼迪克派修道士科伦巴诺（Columbano）把本尼迪克派修道院传入这里，仅仅100年时间，它的修道院就已遍布法兰克王国全境。本尼迪克派修道院的发展，增强了罗马教会的力量，扩大了罗马教皇的权力和影响，对中世纪西欧长期的政教之争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又是和格利高里一世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的。
    针对西罗马帝国灭亡，拜占廷帝国居心险恶、“蛮族”王国割据西欧的局面，格利高里一世感到必须重视“蛮族”王国及其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实现罗马教会传教工作的战略性转移，即加强对“蛮族”王国的传教工作，使之皈依罗马教会，为罗马教会争取更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罗马教会在西欧的领导地位。
    在未当教皇以前，格利高里一世就十分注意在“蛮族”中进行传教，担任教皇后，他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并以不列颠作为一个重点。公元596年，他派自己的朋友，本尼迪克派修道士、修道院长奥古斯丁和40名修道士前往不列颠传教。奥古斯丁一行首先在肯特王国取得成功。他们的工作进展顺利，包括国王埃塞尔伯特（Ethelbert）在内的许多人皈依了罗马教会。格利高里一世对此感到十分兴奋，在给奥古斯丁的信中，他对传教工作做了许多建设性的指示，为向日耳曼地区传教提供了方针政策。公元597年埃塞尔伯特的受洗与公元496年克洛维的受洗，“标志着西欧新纪元的真正开端”。[①e]格利高里一世在不列颠的成功，在远离大陆的地方留下了一个基督教的前哨阵地，它完全忠于教皇，正是从这里产生了强大的传教工作的动力，最终使欧洲中部的大片日耳曼地区皈依了基督教，并有力地促进了罗马教会及欧洲文化的复兴。格利高里一世还注意对其他“蛮族”王国的传教工作。早在公元587年，他就设法使西哥特国王接受了罗马教会的教义，“成为罗马基督教的实际拥护者”。[②e]使法兰克早已存在的与教皇的联系也得到了加强，格利高里一世取得了王权的支持，对法兰克教会中存在的买卖圣职等弊端进行了改革。他还经过努力使伦巴德人皈依了罗马教会，重新控制了拉文那、伊利里亚、亚尔勒等地的教会事务。格利高里一世通过神职人员的选任及经常性的训谕等手段，牢牢地控制着这些地区的教会，进而与各地的世俗政权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扩大了罗马教会在各地的影响和力量，同时也使罗马教皇在这些地区的权力和影响进一步增强。
    综上所述，格利高里一世利用有利时机，运用各种手段，使罗马教会摆脱了拜占廷帝国的控制，从此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他首次将政权、教权集于一身，在罗马城及其周围地区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统治，为中世纪的教皇国统治开了先河。并加强了教会的组织和制度建设，推动了修道院制度的传播，对“蛮族”地区的传教工作，又扩大了罗马教会的力量，为建立罗马教会对基督教西欧的领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收稿日期：1996-04-18
    注释：
    ①aH.G.科尼克斯伯格：《中世纪的欧洲400-1500》，伦敦1987年版，第57页。
    ②a彼得·帕特纳：《圣彼得的土地》，洛杉矶1972年版，第4页。
    ③a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中世纪的教皇统治》，纽约1979年版，第33页。
    ①b〔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79页。
    ②b⑤b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中世纪的教皇统治》，第32页，第32～33页。
    ③b⑦b⑧b〔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66页，第169页，第165页。
    ④b罗宾逊、布雷斯特德：《欧洲史概览》（第1部），波士顿1914年版，第346页。
    ⑥b〔英〕罗素：《西方的智慧》，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页。
    ⑨b彼得·帕特纳：《圣彼得的土地》，第4页。
    ①c⑤c朱迪思·海林：《基督教世界的形成》，牛津1987年版，第161页。
    ②c张绥：《基督教会史》，上海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16页。
    ③c〔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469页。
    ④c布赖恩·特韦、琼·斯科特：《西方社会：一部文献史》第1卷，纽约1984年版，第208～209页。
    ①d③d⑤d朱迪思·海林：《基督教世界的形成》，第176页。
    ②dE·M.伯恩思等：《西方文明：其历史与文化》（第1卷），纽约1980年版，第277页。
    ④d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8页。
    ⑥d门罗等：《中世纪395-1500》，纽约1928年版，第62页。
    ⑦d罗伯特·S·怀特等：《中世纪的欧洲》，纽约1976年版，第94页。
    ⑧d吕臣重：《修道生活的起源及6～15世纪的修会》，载《世界宗教资料》1986年第2期。
    ①e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第24页。
    ②e沃尔特·乌尔曼：《中世纪教皇统治简史》，伦敦1974年版，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