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问题是中英政府间极为敏感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相当谨慎，尽量避而不谈。但二战的爆发，特别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全面卷入太平洋战争后，在美国的亚洲战略中，香港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1943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美国不断调整其全球和亚洲战略，香港问题几经成为美国战略布署中深受关注的筹码。近年来，人们更多地研究英国对香港的政策和方针，但对美国在香港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则涉及较少。本文试图利用目前美国政府已经解密的档案文件和相关的历史文献，对1943年至1949年间美国亚洲战略中的香港问题这一课题进行研究，以助于人们了解美国在香港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和立场。
    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国内群情激愤，要求美国全力投入对日战争的呼声日趋高涨。但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来考虑，美国政府依然坚持“大西洋第一、太平洋第二”的原则。因此，美国急需在远东寻找一个忠实的伙伴，为美国赢得实现战略转移的时间。坚持抗战、拖住日本大部分兵力的中国成为美国最为青睐的对象。1943年2月，罗斯福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称：他无意花费漫长的时间，“在辽阔的太平洋上逐岛缓慢地攻击，直至最后打败日本。打败日本的方法是用中国作为行动的基地。”[①]美国还决定在亚太的战后格局中也要处于主导地位，这就需要中国的战后合作，借以帮助美国对付苏联和日本，放心地实行“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布署。为了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和全世界的战时及战后利益，美国需要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联络中国人民的感情。为此，罗斯福总统使用了种种手段，其中不乏表面文章。但为表达美国政府的真诚友好态度，罗斯福总统也曾采取一些实际行动。
    1942年，面对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强烈要求，为联络中国政府和人民，罗斯福总统将目光转向了中国对英国最不满意的敏感禁区--香港问题。美国政府结束对香港问题拒绝发表任何评论的历史，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过程中，罗斯福总统不止一次表明：他完全赞成蒋委员长关于收复失地的愿望[②]。罗斯福总统的态度大大鼓舞和坚定了蒋介石收复香港的决心。在同英国政府进行废约谈判的过程中，蒋介石态度强硬，坚持要求收回九龙，使中英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甚至有谈判破裂的可能。关键时刻，罗斯福既不能眼看中英双方因香港问题走向分裂，削弱盟军的力量；也不愿对英国单方面施加压力，破坏美英关系。为此，美国故作姿态，对中英双方都施加压力，希望早日打破僵局。不过美国政府并未要求英国把香港归还中国。因此真正受到压力的是蒋介石政府[③]。
    1943年11月，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首次敦促邱吉尔把香港归还中国。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继续对邱吉尔施加压力，要大英帝国战后放弃海外殖民地。邱吉尔反应强烈，声称：英国打算牢牢保持她自己的领土和基地，不通过战争，谁都无法从她手里夺去领土和基地。他特别提到新加坡和香港[④]。
    1945年2月，在与斯大林的一次谈话中，罗斯福声称：他准备瓦解大英帝国，还要将香港归还中国，并阻止法国人返回印度支那[⑤]。
    香港号称英国王冠上第二颗最明亮的钻石，面邱吉尔又声称“英国立国的唯一目标，就是要获得殖民地”，由此足见香港问题的敏感和重要程度。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1931年主持撰写的英国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草案中，明确规定上海租界可以归还中国，而香港绝对不能归还[⑥]。罗斯福决心插手这样敏感的问题，绝非出于他对中国情感上的关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摆脱孤立主义的阴影，努力成为世界盟主。英法昔日的辉煌还未消失殆尽，保有广阔的殖民地，这严重影响美国对世界市场，特别是亚洲市场的控制。对美国来讲，反殖民主义具有一箭双雕的功效：既可以瓦解英法殖民势力，帮助美国控制世界市场，又可骗取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感情，提高美国的声望。作为出色的政治家，“罗斯福当然了解正在亚洲兴起的深刻思潮，他在战争期间不时提出的关于反对继续保持殖民制度的倡议，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这一点……”[⑦]插手香港问题是罗斯福藉反殖民主义以维护美国利益的实践。
    邱吉尔和英国政府的其它官员对罗斯福归还香港的建议表示强烈的反对，他们决不能容忍“葬送大英帝国”的行为。面对英国的强烈反对，美国政府从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向英国施加压力。相反，为了维护美英联盟，美国政府向英国低头，暗中对英国作出不改变英国远东殖民地状态的许诺。1943年7月13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霍贝克对英国驻美大使法克斯表示：“尽管美国人民同情中国，希望香港回归中国，但美国政府是站在英国一边的。”[⑧]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在归还香港的建议遭到邱吉尔坚决反对后，立即向邱吉尔保证：不改变英国在远东殖民地的状态[⑨]。这样，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美国的战略利益，罗斯福时期的美国在香港问题上实行双重政策：一方面，不断向中国官员或在公开场合下继续表示希望英国将香港归还中国；另一方面又在暗中对英国政府承诺，不会要求改变英国在香港的统治地位。正因如此，此间中国方面的档案和材料不断记载罗斯福及赫尔等人要求英国归还香港的情况；而英国方面的档案和材料却满是美国许诺不改变香港现状的记载。
    在罗斯福许诺敦促英国归还香港的过程中，他从未忘记一个附加条件：将香港辟为自由港。1943年初，罗斯福在同蒋介石私人代表宋子文谈话时表示：香港也好，台湾也好，都应归还中国，其条件是由中国主动继续保持香港作为国际自由港的地位。[⑩]罗斯福从未要真心地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将香港全权交还中国。他的主要目标是维护美国的利益，推行美国在远东的一项历史性政策，即“门户开放”政策，使美国在香港拥有更加直接深入的影响力。1945年2月8日，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继续坚持香港应交由国际共管。他向斯大林建议说：他赞成使大连成为一个国际共管的自由港。不仅大连，而且香港也可如法炮制。[11]这一建议充分暴露了罗斯福的真实意图：哪管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利益至上。
    不可否认，在香港问题上，罗斯福的行动给予中国很多舆论支持。但罗斯福提出归还香港建议的真实目的是以下三点：拢络中国，寻求合作伙伴；打击英法殖民势力，扩大美国的影响；实现“门户开放”，维护美国的利益。面对中英双方，美国政府实行双重香港政策。因此，在香港问题上，罗斯福政府不可能给予中国实质性的帮助。中国痛失战争期间收复香港的机会。
    二
    临近二战结束，因战争需要而结成的美英苏盟友关系，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矛盾面前变得岌岌可危，盟国间就战后世界安排问题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在有关战后世界安排的争斗中，美国深感英国合作的重要，杜鲁门总统更是把美英联盟看成是战后世界稳定的基石。为了维护美英联盟，曾在罗斯福任期内至少在理论上重视的香港和其它殖民地的回归问题这时变得无足轻重了。英国人深深感觉到：“现政府不像罗斯福总统那样强烈想要改变香港和其它帝国殖民地的地位。”[12]
    与罗斯福相比，杜鲁门缺乏和中国患难与共的感觉。相反，杜鲁门感到更多的是失望和怀疑。在1944年底至1945年初日本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斗中，蒋介石政府损失惨重，严重暴露了其内部的种种弊端。此间的美国驻华外交官备忘录中记满了国民党政府的虚弱无力、不堪一击；同时指出，为了筹备内战，国民党政府把保持自己的实力看得比对日作战更重要[13]。从美国亚太地区基本战略目标出发；杜鲁门不能彻底抛弃蒋介石政府。但他也不可能无限度地支持一个政治上破产的政府，只好在进退两难之间徘徊、观望。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如何接受日本投降成为战后亚太地区当务之急的一件要事。1945年8月15日，杜鲁门致电远东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电报内容就是著名的战后第一号命令：“中国（不包括满洲）、福摩萨和北纬16°以北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本指挥官和所有陆、海、空及附属武装力量向蒋介石司令投降。……”[14]不管是无意疏忽，还是有意如此，战后第一号命令中没有特别提到香港。为此，中英双方在接受香港日军投降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1945年8月11日，杜鲁门让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带消息给蒋介石：“麦克阿瑟将军已向日本帝国司令部发出命令，除对抗俄国的日军外，中国境内的日本军队无条件地向您或您指派的指挥官投降。”[15]根据赫尔利转交的这份电报和随后的战后第一号命令，蒋介石认为香港地区的日军理所当然应向他投降，因为香港在中国战区境内。香港的日军属华南派遣军第23军所辖，这个军的司令田中久一的司令部设在广州，他又兼任香港总督，因而香港应是中国广东战区的一部分。1945年2月中旬，美国魏德迈将军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1946年初期，中国军队独自攻占华南的两大海港，广州和香港。由于日本军队的变动，1945年6月，魏德迈将军的计划经修改后付诸实施。8月3日，中国军队行进到贝阿德堡（Fort Bayard）以西约20公里的地方，这是攻占广州和香港的前奏。由于投放原子弹、太平洋战争结束，这个作战计划才被中止[16]。从战时的作战计划及其实施情况可以看出，进攻香港日军的战斗任务是由中国军队承担的。英国政府不承认这些不可辩驳的事实。早在1944年7月10日，英国政府就确定了“战后恢复英国殖民统治，绝对不允许半点讨论”的方针，并决定必须用英国武装力量独立收复香港[17]。1945年3月3日，英国外交部再次重申武力抢占香港的重要性。中英双方矛盾尖锐，相持不下，竞相向美国寻求有力的支持。这时美国的态度显得十分重要。
    自1945年8月16日英国政府通告蒋介石，英国将派必要的军队重新占领香港，并恢复对香港的管理之日起，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外交部通过赫尔利频频致电美国总统和国务卿，请求美国敦促英国执行战后第一号命令。杜鲁门对蒋介石的请求置若罔闻。1945年8月18日，杜鲁门向英国首相艾德礼发出第4号绝密电报，明确表示：“从美国观点出发，我们并不反对香港日军向一位得到美国和中国方面充分支持与合作的英国官员投降，麦克阿瑟将军在上述合作得以顺利进行后将安排由一位英国将领在香港地区接受日军投降。”[18]杜鲁门的这一立场，为中英接受香港日军投降问题的解决确定了基调。当艾德礼告知杜鲁门：他担心“驻扎这一地区的日本指挥官可能认为香港在中国战区内”时，杜鲁门通知海军上将威廉·D·莱希，称他已同国务卿贝尔纳斯研究确定，寻求一种方式将香港从中国战区内明显地划分出来[19]。
    第4号绝密电报的内容得到证实后，中国政府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蒋介石致电杜鲁门，“强烈反对单方面改变波茨坦公告和盟军最高司令的受降条款”，认为英国应该服从战后第一号命令，不向香港派军接受日军投降。杜鲁门在1945年8月21日给蒋介石的回电中为英国辩护说：“依我之见，接受香港日军投降问题只是一个军事合作事件。这不涉及到英国在这一地区的主权问题，你不要急于提出这个问题。”接着又讲到，对他而言，敦促中英军事合作，让英国在香港接受日军投降，是切实可行的事情[20]。蒋介石在得到这样的答复，并获知英国已派海军少将哈考特前往香港受降后，向杜鲁门提出妥协性建议，即他以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身份授权英国军官接受香港日军投降。但这种妥协还没有达到美英可以接受的程度，坚持要在香港恢复往日主权的英国拒绝接受蒋介石的建议。失去了美国的支持，又急于在可预见的内战中获得美英的援助，于是，蒋介石作出了一个“聪明”的抉择：英国海军少将哈考特以中英代表双重身份接受香港日军投降[21]。这是杜鲁门在香港日军投降问题上努力的结果。1945年8月31日，英国海军舰队终于踏上了香港的土地。11月19日，英国军队完成对香港、九龙的军管。在美国的帮助下，英国走上了战后继续保持香港殖民统治的道路。杜鲁门初期的美国政府抛弃了罗斯福时期在口头和道义上支持香港回归中国的政策，转而支持英国重建亚太地区的殖民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