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意大利移民同样遭受种族歧视，甚至惨遭杀害。在1874年西宾夕法尼亚阿姆斯壮煤矿中的意大利工人被杀；1891年意大利人在西弗吉尼亚和新奥尔良，1895年在南克罗拉多遭私刑。1917年，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律，对入境移民进行文化测验。当这不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移民潮流的时候，国会又在1921年、1924年通过了法律，对移民实行配额，限制移民。结果，这些法律限制了意大利移民移居美国。当时对意大利移民的配额是这样的：1929年建立的配额制度，即允许5802个意大利人进入美国，而英国移民的配额是65721人，德国移民配额25957人（这种歧视的配额制度直到1952年麦加伦·活尔特移民法案通过才有了一点改变）。[（29）]这种配额移民法没有限制移民的配偶和孩子，所以许多意大利男性移民成为美国公民后，可以将他们的家庭比较容易地移居美国。结果意大利人能够以每年三倍的配额比例来到美国。[（30）]然而，这种在美国的新生活没有使已来到美国的意大利农民实现其完全的梦想。
    通过对美国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相似性的考察，运用文化同化的原则或结构同化的理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大致概念：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都没有迅速或完全将他们自己同化到美国社会。
    二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的特殊性
    在1865-1965年这一世纪中，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不仅有以上背景、散居、定居模式、职业分布、传统文化、乡土主义等共同特色，而且还有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数百万的意大利移民到了美国之后，他们中的一半移民回到了意大利。男性移民多于女性移民，单身移民多于已婚移民。当丈夫在美国找到了职业之后，妻子和孩子随后到美国。
    虽然男性移民是意大利人的特色，但在19世纪美国移民群体中没有任何大的种族群体性比例失调的程度超过中国移民。1860年，在美华人的男女比例约为20∶1，[（31）]到1890年更上升到27∶1。晚至1930年，这个比例仍为4∶1。到194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2.9∶1。[（32）]到1960年，这种性比例仍不协调，即女性人数为100654，男性人数为135430。[（33）]许多移民是被迫离开他们中国妻子的年轻人。因此，到美国的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家庭和村庄有着一种亲密的纽带关系。[（34）]
    居住在大城市的中国人，几乎都住在“唐人街”内，不像意大利移民的居住区，唐人街的人口几乎差不多都是中国人。与中国人比较，“小意大利”的意大利人的集中程度较低。[（35）]在某一特定的街道上，可能集中居住着不少那不勒斯人或西西里人，然而在美国任何一个城市的大型居民区里，意大利裔很少能构成多数。其他的移民种族--爱尔兰人、法国人、犹太人等--通常会和意大利裔共处同一居民区。
    家族和家庭生活在意大利移民生活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核心家庭是基本的经济单位。[（36）]扩大了的家庭纽带，不仅帮助新来者找住房和职业，而且也帮助意大利的其他家庭成员参与他们在美国的生活。因此，意大利人以家庭为中心甚于以社区为中心。包工头制度是意大利人的另一个特点。所谓包工头，也就是意大利劳动力的招募者、组织者和监督人。包工头在美国生活了很长时间，具有一些语言、法律、警察知识，与商人和房东有联系。包工头为铁路、建筑公司或其他需要非熟练劳工的厂家，提供大批意大利移民，并为之充当翻译和工头，使得这些劳动力能更有效地为美国老板卖命。这些包工头虽然是诚实的，但是寄生的。[（37）]包工头制度是早期移民阶段的一个特色。1900年以后，这种包工头制度不再可靠，因此大大消失。[（38）]
    与意大利相比，中国移民建立了另外一种组织，以满足他们在新世界的需要。六合公司（会馆）是最重要的和有名的。建立这些社区组织是为了满足中国移民的一切需要，增进他们的利益。但是由于他们绝对地以中国种族为基础，结果中国人自己剥削自己，让一个集团反对另一个集团；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组织没有为集团发展带来预期的社会变化。他们没有解决重要的问题，以改善中国人在美国的生活。
    意大利移民中的乡土主义比中国移民中的乡土主义失去意义早。中国移民的乡土主义比意大利移民的乡土主义浓厚；美国意大利移民中的乡土主义失去意义是在本世纪20年代，而乡土主义在中国移民中直到本世纪60年代还很重要，甚至于一直持续到今天。这是由于当老移民不愿放弃乡土主义，新移民又为唐人街带来了较多的家庭名称和地区来源。
    关于职业，意大利移民和中国移民具有鲜明的不同的经历。早在1890年代，大多数意大利移民在各种熟练和非熟练职业中找到了工作，例如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他们开始融合到美国劳动力的主流中去。自我雇佣的工人在数量上虽然不可忽视，但只构成了劳动力的一小部分。到1930年代，这种融合几乎完成了。但是，从1890年代到1960年代，许多中国移民从事像洗衣、开餐馆这种服务性的职业，这种自我雇佣的人数相当之多。[（39）]职业的不同反映出：经济生活融入整个美国中的意大利人，已经发展成一种直接的与美国社会相联系的关系，而中国移民由于其经济生活或多或少具有独立性，因而与美国经济的关系只是一种间接的关系。
    政治是两个移民集团之间的不同的另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当他们在1880年代来到美国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对美国政治都表示不感兴趣。但是在二三十年之后，意大利人开始参与美国的政治生活，并产生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到1930年代，美国的意大利人总地说来在政治参与方面表现积极。到1930年后期，在少数几个城市，如纽约、旧金山、新奥尔良，有意大利人出任市长。在许多小城市，特别是在新泽西，意大利人当选为市长。[（40）]约翰O·帕斯托（John O.Pastore）是一个意大利裁缝的儿子，他于1946年当选为罗得岛的州长，然后任美国参议院议员，帕斯托的当选标志美国意大利人政治新时代的开始。1950年代后期，在城市政府中美国意大利人占有一席之地，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二十年以后，引人注目的是一些美国意大利人在许多北部城市担任市长或市议会成员。[（41）]安东尼·塞利布雷齐（Anthony Celebrezze）成为第一个在总统内阁任职的美国意大利人。1960年代中期，意大利移民美国委员会的130个分会是改变种族主义的美国移民法的有效力量。这些美国意大利人的组织进行鼓动、游说，成功地使1965年移民法通过。[（42）]
    相反，中国人对美国政治发生兴趣经历了很长时间，几乎是一个世纪，唐人街是一个封闭、自我管理的社区。中国移民的后裔没有一定数量的选举人对任何政治候选人构成一种威胁，华人政治在美国这时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现象，他们对形成美国政策没有产生影响。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正逐渐上升；他们对美国社会和政府是忠诚的。在1960年代，美国华人开始参加美国人的选举过程和抗议政治。成立新组织，以担保政治的权利和资助政治候选人选，并为美国华人的利益进行游说。[（43）]
    根据结构同化理论，中国移民的同化进程比意大利移民的同化进程缓慢，在职业和政治方面的事例可以得到说明，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移民的乡土主义维持的时间也比意大利移民长。中国移民的暂居心理状态比意大利移民持续的时间长，他们和故国在感情上的联系比意大利人强烈。总地说来，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的同化过程都比较缓慢。
    三总结与讨论
    从以上两个移民集团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可以获得以下认识：
    第一，美国是世界上接受移民最多、民族成分最为复杂的国家，外来移民极大地影响了美国整个历史进程，可以说没有外来移民就没有美利坚合众国。外来移民和美国的关系是整体和组成部分的关系，整体决定部分，部分从属于整体。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的历史是美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为美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丁则民教授在考察了美国民族构成及其移民政策的演变后把外来移民对美国的巨大作用概括为四个方面：“（一）外来移民增加了美国的人口，增强了美国人的活力；（二）他们不仅给美国社会注入了富有朝气的活力，而且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推动了美国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力的提高；（三）他们扩大了美国的市场，体现了对美国经济发展的人力投资；（四）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保持各自群体的传统和文化，从而丰富了美国的文化，使它更加丰富多采。”这种概括是恰当的。
    第二，任何国家和民族要保持它的存在和发展，都必须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美国的移民政策，是以维护美国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成为美国发展中成绩和问题的晴雨表，对美国经济、政治、社会和外交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移民政策由各种公众惯例和政府实力所决定。当联邦政府急需劳动力的时候，就将移民的大门敞开，内战以前，联邦政府对外来移民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一旦出现和劳动力相对过剩的时候，美国便制定限制和排斥移民的政策，内战以后，美国通过多项立法，开始对移民进行限制以至排斥。1882年“排华法案”标志美国自由移民政策向限制移民政策过渡的开端。1917年的“文化测验”法案，部分关闭了对移民敞开着的美国大门。其原因在于，20世纪初美国人口总数已超过一亿，劳动力不再象过去那样缺乏了。20世纪20年代国会通过的“配额法”，使欧洲的移民总数减少了，亚洲的移民几乎完全被禁止，而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移民日益增多，这是由于西半球移民不包括在“配额法”之内。二次大战后，美国从自己的实力和当时国际斗争的需要出发，放宽了对移民的限制，导致了美国移民新高潮的出现。1946-1947年，根据非配额法入境的外籍新娘及子女约有18万人，1945-1965年期间，根据“被迫流亡法”和“难民救济法”入境的“难民”超过百万人，占这一时期全部移民总数的1/5。到了60年代，美国在发展经济和科技的过程中仍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加上受民权运动的冲击，美国不得不对移民政策进行修改。于是，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新移民法，即“移民与国籍法”。新移民法的实施，改变了美国移民法的传统格局，主要移民地区欧洲被亚洲取而代之，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大大地增加。
    第三，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不断接受和同化外来移民的过程，民族融合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凡试图进入美国社会而受阻的那些种族集团。为了在敌意的环境中经济上有所发展，倾向于依靠本民族社团提供的安全和保护，开始其经营活动。外来移民建立了各种组织，如提供物质的经济协会；满足他们的成员的友谊、娱乐、精神安乐所需要的社会和文化（包括宗教）协会；以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捍卫他们的权利的政治协会，等等。外来移民创立了自己的社区或聚居区。随着美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发展，移民及其后裔的社会流动增强了，进而大大加强了移民与土生美国人以及移民聚居区之间的来往交流，为互相融合为一体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丁则民教授引用一位著名的美国学者的话说：“当今美国社会的许多方言、食物、音乐和文化特征都曾一度具有种族的特色，而今却成为（美利坚民族）共同遗产的一部分了”。不仅各民族、种族集团移居美国后都已发生变化，而且美国社会在接纳它们之后也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
    第四，美利坚民族具有文化多样性。外来移民都出生在世代相传的特定文化模式之中，这种文化模式有着深长久远的影响。外来移民在政治入籍、经济运作、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等方面融入当地社会时，仍然保留对自己民族的认知。如美籍意大利人和中国人很大程度上保持着自身的特性。1890年一项调查表明，在纽约或费城几乎没有“意大利妓女”。正如美籍意大利人生活中的其他许许多多现象一样，这一点同样反映出南部意大利的社会风气和价值观众。随着时间的推移，意大利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都在美国环境下发生了变化，但仍有一些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在学校里与其他移民种族一样，灌输的是美国的价值和方式，由于孩子们在两个世界里长大，讲两种语言、体现两种文化，是很自然的事。同样，华人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点，这对美国是宝贵财富，是有利无害的。从理论上说，美国的每一个民族（或种族）集团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都有权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和民族性。这不但有利于美利坚民族的发展，也符合美国社会的实际。历史表明：美国经过不断同化、融合移民的过程，形成了一个种族杂居、文化多元的社会。各民族、种族保持各自的历史传统和优秀文化，加上美国社会采取兼容并蓄的方针，使得美国文化丰富多采，可见，保持与发展移民自身的优秀文化，对于美国社会的进步与繁荣是有益无害的。
    总起来说，整体性和多样性的混合，不仅贯串当今的美国社会，也贯串着美国的历史。没有哪一个种族群是完全独特的，但也没有哪两个种族群是完全相同的。每一个种族群都有自己的地理分布格局，以及他们到达美国本土时的状况和他们赖以为生的职业和地区的演变。美国各种族的同化过程，并非是一种单行道。
    注释：
    ①Michael D.Innocenzo and Josef P.Sirefman,Immigration and Ethnic-ity,Hofstra University,1992,Introduction.
    ②Lucie Cheng and Edna Bonacich,Labor Immigration Under Capitalis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4,p.214.
    ③Luciano Mangiafico,Contemporary American Immigrants,New York:Pr-aeger,1988,p.112.
    ④D.Y·Yuan,Chinese-American Population,Hong Kong:UEA Press Ltd,1988,p.14.
    ⑤Colleen Leahy Johnson,Growing Up and Growing Old in Italian-Ame-rican Families,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5,p.24.
    ⑥Francesco Cordasco,Dictionary of American Immigration History,TheScarecrow Press,Inc.1990,pp.429-430.
    ⑦Harry H.L.kitano and Roger Daniels,Asian Americans:Emerging Min-orities,New Jersey:Prentice Hall,1988,p.20-21.
    ⑧Luciano Mangiafico,Ibid,p.112.
    ⑨Foerster,Italian Emigration of Our Times,Cambridge,1919,p.21,in Rudolph J.Vecoli and Suzanne M.Sinke,A Century of European Migrations,1830-1930,University of Illinois,1991,p.26.
    ⑩Roger Daniels,“Chinese and Japanese in North America:The Caradi-an and American Experiences Compared”in George E.Pozzetta,American Im-migration and Ethnicity,Vol.1,p.96.
    （11）Claire Jones,The Chinese in America,Minneapolis:Learner Publi-cations Company,1972,p.68.
    （12）Colleen Leahy Johnson,Ibid,p.25;Valentine J.Belfiglio,“Italians in Small Town and Rural Texas”,in Rudolph J.Vecoli,Italian Immigra-nts in Rural and Small Town America,American Itali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1987,p.35.
    （13）Philip Di Franco,The Italian American Experience,New York:Tom Doherty Associates,Inc.,1988,pp.80-82;Vincent N.Parrillo,Strangers to These Shores,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90,p.197.
    （14）Computed from Mary R.Coolidge,Chinese Immigration,New York:Ho-lt,1909,table,p.498,in Virginia yans-Mclaughlin Immigration reconside-r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38.
    （15）Harry H.L.Kitano and roger Daniels,Ibid,pp.19-20.
    （16）S.Dale Mclemore,Racial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America,Allyn a-nd Bacon,Fourth Edition,1994,p.78.
    （17）Dino Cinel,From Italy to San Francisco;The Immigrant Experienc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46,in Virginia Yans-Mcla-ughlin,Immigration Reconsider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38.
    （18）Philip Di Franco,Ibid,pp.102-103.
    （19）Betty Lee Sung,Mountains of Gold:story of the Chinese in Amer-ica,New York:Macmillan,1967,p.39.
    （20）H.M.Lai,“Chinese”in Handlin,Harvard Encyclopedia,p.291.
    （21）Philip Di Franco,Ibid,p.82.
    （22）Philip Di Franco,Ibid,p.91.
    （23）Philip di Franco,Ibid,p.90.
    （24）Jack chen,The Chinese of America,San Francisco:Harper and Row,1980,p.118.
    （25）Philip Di Franco,Ibid,p.82.
    （26）Shih-Shan Henry Tsai,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1868-1911,Fayetteville: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1983,pp.86-89;David m.Brpownstone,The Chinese-American Heritage,New York andOxford:Facts on file,1988,p.82;Sucheng Chan,Asian Americans:An Interp-retive History,Boston:Twayne,1991,pp.49-50.
    （27）Milton M.Gordon,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Oxford UniversityPress,1964,p.96.
    （28）Herbert R.Barringer,Asi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93,pp.30-31.
    （29）Feagin Joe R.,Racial and Ethnic Relations,Third Edition,NewJersey:Prentice-Hall,Inc.,1989,p.118.
    （30）Philip Di Franco,Ibid,pp.83.
    （31）Roger Daniels,Coming to America:A History of Immigration andEthnicity in American Life,Harper Pernnial,1990,p.241.
    （32）George E.Pozzetta,American Immigration and Ethnicity,Vol.1,p.97.
    （33）Stanford M Lyman,“Marriage and The Family Among Chinese Immig-rants to America,”Phylon,29（winter 1968）pp.322-323.
    （34）Miller Wayne Charles,“A 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y for the Study of American Minorities”,Vol.2,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6,p.693.
    （35）Roger Daniels,Coming to America:A History of Immigration andEthnicity in American Life,Harper Pernnial,1990,p.242.
    （36）Richard D.Alba,Italian Americans,New Jersey:Prentice-Hall,Inc.,1985,p.56.
    （37）Miller Wayne Charles,Ibid,Vol.1,p.424;Thomas J.Archdeacon,Bec-oming American:An Ethnic History,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3,p.158.
    （38）Humberts.Nellie,From Immigrants to Ethnics,p.81,in Richard D.Alba,Italian Americans,New Jersey:Prentic-Hall,Inc.,1985,p.53.
    （39）Joe R.Feagin,Racial and Ethnic Relations,New Jersey:PrenticeHall,1989,p.350.
    （40）Joe R.Feagin,Ibid,p.125.
    （41）Samuel Lubell,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litics,2ded.N.Y.:Doubl-eolay,Anchor Books,1955,p.70.
    （42）Rrickus,Pursuing the American Dream,p.92;Sylvia Pellini Macphee,Changing Perspectives of Italian Americans,Cambridge,Mass:Center forCommunity EconomicDevelopment,1974,pp.10-15,in Joe R.Feagin,Ibid,p.127.
    （43）John D.Buenker and Lorman A.Ratner,Multicultur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Greenwood Press,1992,p.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