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践以来，至乎更始之元，五百余年，吴越相覆见于今。百岁一贤，犹为比肩。记陈厥说，略其有人。”这里的关键是“吴越相覆见于今”指的是什么。笔者认为，所谓“吴越相覆”显然是指春秋末年吴几乎亡越、越终于灭吴这一时期的吴越兴亡史事；所谓“见于今”，则是指专门记述这段史事的著作问世；这本著作就是原《越绝》，即今本《越绝书》的内篇。为说明这一点，试释《越绝》书名之义。
    《本事》云：“何谓《越绝》？曰，越者，国之氏也。何以言之？按《春秋》序齐、鲁，皆以国为氏姓，是以明之。绝者，绝也，谓勾践时也。”很明确，所谓《越绝》，就是记述越王勾践时代史事的越国史书；这正与“是人有大雅之才，直道一国之事”相吻合。此书《德序外传》曾这样介绍《越绝》主旨：勾践在灭吴之后，“于是度兵徐州，致贡周室，元王以之中兴，号为州伯，以为专勾践之功，非王室之力。是时越行伯道，沛归于宋，浮陵以付楚，临期、开阳复之于鲁，中邦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诚行于内，威发于外，越专其功，故曰《越绝》是也。”即《越绝》又是以称颂勾践业绩为主题的越国史书。勾践时代的越国史事是与吴国连系在一起的，作为越国史书的《越绝》自然必须兼述吴事。对此，《本事》也进行了解释：“问曰：然越专其功而有之，何不第一，而卒本吴太伯为？曰，小越而大吴。……不使越第一者，欲以贬大吴，显弱越之功也。”《越绝》以《太伯》为首篇，兼述吴事，不但不影响《越绝》作为越国史书的书名之义，且更能衬托出勾践业绩的辉煌。关于《越绝》的著述方式，《本事》和《德序》也做了说明：由于“夫子作《春秋》而略吴越”，即《春秋》不但记载吴越事极少，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漏载，所记又极简略，据此难以看清吴越史的脉络，故作者“要其意览史记而述其事”。正如《德序》所说：“夫子作《春秋》，记元于鲁，大义立，微言属，五经六艺，为之检式。垂意于越，以观枉直。陈其本末，抽其统纪，章决句断，各有终始。”作者有意承补《春秋》载春秋时期吴越史的不足，自觉运用《春秋》义旨“垂意于越”国史事，广泛搜集各种有关吴越史事的记载，“以观枉直”，然后对材料进行排比、挑选，“陈其本末，抽其统纪”，经过重新组合并进行了改写，于是形成了“各有终始”的八个独立篇章，这就是原《越绝》。由于《越绝》作者有承补《春秋》之意，断于勾践时代也与《春秋》绝笔于获麟相符，故《篇叙》对《越绝》书名之义又做了如下解释：“圣人发一隅，辩士宣其辞；圣文绝于彼，辩士绝于此。故题其文，谓之《越绝》”。关于《越绝》书名之义，前人多苦于上述几种说法不能统一，特别是与今本《越绝书》若即若离，许多人感到困惑，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没有正确区分这里提到的《越绝》只是指原《越绝》即今本内篇，而不是指今本《越绝书》。明确了这一点，问题就很简单，几种解释是一致的，只是侧重点不同，并不矛盾，《越绝》就是断于勾践时代兼述吴越史事的越国史书。核之于今本《越绝书》，属于内篇的《荆平王》、《请籴》、《计倪》、《吴内传》、《陈成恒》与《九术》，与此完全吻合，而外篇因是辑录作品，在内容、思想和体裁等方面都明显与此不符。对此，笔者在另文中已有详尽剖析，这里不再抄录。
    明白了书名之义，可知所谓“吴越相覆见于今”就是指专记“吴越相覆”之事的原《越绝》的问世，从“勾践以来”至两汉之际的更始年间，正在500 年左右。因为“夫子作《春秋》而略吴越”，致使“吴越相覆”之事长期不明，由于《越绝》问世，才使这段史事大白于天下。自杨慎以来，许多学者都把更始年间定为《越绝书》的成书年代，或者说是袁康、吴平在前人基础上整理成书的年代，虽都有一定道理，其实很不准确。确切地说，更始年间是原《越绝》即今本《越绝书》内篇的成书年代，而不是《越绝书》的最后成书年代。
    所谓“百岁一贤，犹为比肩”，不过是《篇叙》作者的感叹之辞，即感叹圣贤之稀少，对《春秋》载吴越史的不足至500年后方有《越绝》作者予以承补。 徐文认为胡应麟据此断定在东汉末年又有人对《越绝书》进行了修订，“很有见地”，显然也把“百岁”看成了确切年数，是不恰当的。至于“记陈厥说，略其有人”，不过是《篇叙》作者仍在玩弄假托的手法，即把原《越绝》作者说成是记述“子胥之述吴越”之人，许多学者因此上当。如果确实存在“子胥述吴越”之书，又何必待吴越贤者“记陈厥说”，才使“吴越相覆见于今”呢？吴越兴亡之事岂不早已被世人共知？吴越贤者又何必不厌其烦地“览史记而述其事”？假托之辞已不能自圆其说。其实，这句话不过是承上启下的过渡语，《篇叙》作者要借此介绍真正的原《越绝》作者。
    “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来东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托类自明。写精露愚，略以事类，俟告后人。文属辞定，自于邦贤，邦贤以口为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与之同名。”这位使“吴越相覆见于今”的“吴越贤者”姓袁名康，帮助袁康文属辞定的邦贤姓吴名平，都是会稽人；这是杨慎的发现。但是，杨慎不明体例，把袁康定为今本《越绝书》作者，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也使后世学者相承其谬。其实，袁康只是原《越绝》即今本内篇的作者，吴平曾给予“文属辞定”的也是原《越绝》。“不直自斥，托类自明”，是谓袁康不愿直接署名，却有假托其类以自明之意。袁康不愿直接署名的原因，前面已有分析；“托类自明”，应与下文中的“述畅子胥，以喻来今”结合起来。在今存内篇中，《荆平王》专述吴事，实是以子胥为主；《吴内传》首节记吴事，也极力为子胥开脱；在其他篇中，也经常见到对子胥业绩和为人的赞美之辞；特别是《德序》（《德序》本应属于内篇，即原《越绝》的结语部分，笔者在另文中已有专门剖析，此不赘述）对子胥做了极高的评价，都可以看作“述畅子胥”的注脚。总之，袁康已有意借子胥以自喻，希望后人在了解子胥的过程中想见自己的为人。至此，我们对《本事》假托伍子胥可能是原《越绝》的作者和《篇叙》杜撰“子胥述吴越”之书，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因为这也符合袁康“托类自明”的本意。但《本事》作者毕竟懂得“作事欲以自著”的一般心理，唯恐因假托之辞而埋没了真正的作者，故“写精露愚”，编造了这节隐语，暗藏作者真实姓名于其中，留给后人去慢慢推敲。隐语蒙蔽世人达1500年之久，恐非《篇叙》作者始料所及，未必符合袁康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