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共产党80年思想历程的辉煌成果
    中国共产党80年的实践历程是艰难曲折的史诗般的进程；与之相应的思想历程是丰富多彩的智慧积淀的进程。围绕着对上述基本主题的解答，党创造了巨大的思想理论宝库，把中华民族思想史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分阶段形成的指导思想的成果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党的思想创造工作汇合成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展开为相应的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思想、党的建设的思想。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关于“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辩证命题的确立；关于“这种革命以农村为根据地、以农民为主力军、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特殊道路的开辟；关于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既有革命性又有动摇性的中介性判断的建立，由此而导致革命统一战线策略的制订；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的决断；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思想原则，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原则的三者统一的建设规律的发现。毛泽东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的“三大法宝”，概括了党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的思想创造。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党的思想创造工作围绕着如何认识新民主主义社会、如何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生动活泼地展开了。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基础上，全党继续探索。在东北工作的张闻天向中央提出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报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的理论，此件经刘少奇、毛泽东修改补充，成为当时中央的共识（注：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23页。）。对于新民主主义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在建国之初全党有比较一致的认识，认为“二十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其情形即转入社会主义。”（注：参见《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页。）此后，在不断变动着的实际情况下，中央又作了新的探索，综合各方面的认识，最后形成“逐步过渡”的思想，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针对后来发生的“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分简单划一”的错误，人们想起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在前前后后提出的许多合理的甚至可以说是卓越的思想。包括毛泽东在1956年冬提出的，要在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继续实行一段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注：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也包括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提出的许多正确主张。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党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如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指出的，在这一段党史中，党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另一个“则是‘左’倾错误的发展倾向”（注：参见《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1～412页。）。两个发展趋向交织起伏，展示了探索的曲折进程。党在思想创造上的成果从正确趋向中来，错误趋向使党付出代价，然而，它也是正确思想的前导。就毛泽东而言，他这一段时间中的思想创造，一是写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书中的基本思想，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等。二是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而形成的思想，包括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关于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付出长期努力的思想。在中央工作的其他领导人也在这个过程中奉献了重要的思想成果。张闻天是值得特别提出的理论家。他反对了当时党内的“左”倾不良趋向，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的见解。他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和思想教育的关系都提出了正确的观点，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先驱。
    在经历了“大跃进”的失败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宣告“左”倾路线的破产之后，邓小平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两个文明共进论”等一整套科学理论，制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和相应的方针、政策。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贯彻坚持邓小平理论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相结合的原则，卓有成效地进行了理论创新工作，获得了极其重要的成果。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逐步发展的哲学思想的成果
    党在实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程的过程中，首要的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国化，创造出了具有深刻时代内涵和鲜明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体系。这是党的思想史中最有意义并且是长久起作用的成果。这一哲学成果集中地表现在一系列哲学理念的建立上，其中具有根本性质的是：
    以“客观实践”为基础的、求取理论与实践之统一的新唯物主义理念。
    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特别深切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关键地位。毛泽东写了《实践论》，这是党的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借助于实践论原理，我们党才真正懂得：必须遵循“实践、认识、实践”的总规律来开辟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也才彻底清算危害中国革命的“左”倾教条主义。
    邓小平在拨乱反正、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和以此为基础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观察和解决改革、开放、建设问题的崭新的实践论的思维方式。他历史性地突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推进了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他创造性地强调实践的真正本质是谋得人所需要的客观效用，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尺度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尺度之统一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引导了伟大而艰难的探索进程；他准确地把握住了实践的双重功能--创造功能和检验功能，要求在创造社会主义新体制的过程中，发扬“闯的精神”、“冒的精神”，同时要“每年”“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从而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路”、“好路”（注：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正是依靠这一套科学的思维方式，党才一步一步地创造出社会主义的新体制，推进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复兴。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以实践论为中心的哲学。在最近发表的《关于改进党的作风》的重要讲话中，江泽民集中地陈述了以“客观实践”为基础的新唯物主义理念。如果说毛泽东强调实践的具体性，邓小平强调实践的效用性，那么，江泽民则强调实践的创新性，这是适合知识经济新时期的哲学思想。江泽民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在继续前进，我们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和认识也要不断地继续下去，永远不能停滞”。这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的创新过程，“理论创新的源泉在实践，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注：2000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这些话说得既适时，又准确，值得我国哲学界和党史学界把它当作我党哲学理念的新宣示加以研究。
    以正确处理“辩证矛盾”为核心、实现社会矛盾诸对立面之统一的实践辩证法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