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专论
    1、断代研究
    服饰的断代研究，近几年来得到了加强。表明服饰研究已经从以前习惯的纵向研究，转向了比较具体深入的横向研究。这一转变，主要是由于各地出土文物的不断增加，为广大服饰研究者提供了文献以外的直观性材料，使服饰研究成果更加真实可信。
    先秦时期的服饰研究是整个服饰研究的重点之一。宋镇豪的《从出土文物看春秋战国时代的服饰》（《文物天地》1996年第1-2期）一文，将中原、齐鲁、北方、秦、吴越、楚、巴蜀滇等文化地区，分为七大区域，根据以上区域考古发掘出现的服饰资料，进行研究考证。文章认为，尽管各地区的服饰形制有相互影响，互有所取之处，但总有其各自的风格品位。从宏观上看，大概可以说，中原周地和三晋服饰比较质朴，东方齐鲁服饰注重舒裕，北方中山和燕地服饰矜夸，西北秦地服饰厚实，东南吴越服饰拙而有式，南方楚地服饰轻丽，西南巴蜀滇服饰宽松，由上述不同地区服饰的不同特点，共同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服饰的时代特征。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不断发掘，为秦代政治、军事、文化等诸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丰富殷实的形象资料。党焕英《秦俑服饰及其礼仪初探》（《文博》1995年第3期）一文，通过对各式秦俑发式和所着不同冠戴、袍服、铠甲、腰带、下裳、护腿、行滕、足履等服饰用品的研究后认为：秦俑的造型源于生活，是秦代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服饰作为礼仪的表现形式之一，其主要作用在于“别尊卑，分等级”，它们在服饰上的不同类形，实际是当时社会各阶层人群地位和身份的体现。由曾布川宽著、黄雪美译《兵马俑与秦的军队》（《文博》1995年第5期）一文，则着重对秦兵马俑所着冠巾、铠甲的不同，进行了兵种、官阶等级的对照研究。
    在汉代400余年的统治时期中，各类文化遗存相当可观，反映服饰内容的各种资料亦十分丰厚，并且在一定区域内得到具体反映。如郎保湘《洛阳汉墓出土的有关服饰文化资料》（《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一文，试图从洛阳出土的汉代民间男女服饰上，找出汉代服饰的一些主要特点。即汉代的袍、襦、裙、裤等服饰都“崇尚宽和长”、“男袍、女襦一般都是右衽”，服装颜色崇尚黄色。另外，汉代妇女发式流行倭堕髻和髾髻；首饰的质料以玉饰、珍珠、玛瑙、琥珀、翡翠等为多；鞋履的质地则多以木、麻、葛、棉等材料制做而成。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繁荣发达、开放辉煌的时代。这些特征在服饰上的表现更为突出，其中以妇女服饰又最具代表性。党焕英《唐代男女服饰及女妆概述》（《文博》1996年第2期2期）一文，对此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概括。文章认为，唐代男子服饰多以圆领衣、幞头、靴子为主要服饰形式，变化不大；而妇女的服饰、化妆却呈现出奇特华美，繁盛开放的大唐特色。具休表现在服饰上有以下几点：①领式多样，体现封建礼法的松弛。②女着男装，体现唐代妇女的阳刚之美和妇女地位的提高。③胡服盛行，体现国家对外开放程度。这些特点在化妆上也十分突出，首先是各类髻式种类繁多、式样翻新；其次是注重化妆，标新立异。以上这些特点共同构成了唐代千姿百态服饰的盛况，而且影响深远，直至海外。服装颜色在古代不仅具有浓烈的政治迷信色彩，被统治者们所重视，同时它还是人类审美和不同人群等级标志的体现。纳春英的《官品服色制与唐人的色彩观》（《宁夏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一文，从服饰色彩入手，结合宗教文化，工艺技术分析了唐人对各种服色的取舍标准和审美心态。胡小丽、赵静《唐代妇女的眉式》（《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6期）一文，运用考古资料和唐诗文献记载，从另一个侧面论述了唐代不同时期妇女眉式的变化。作者还试图借此分析、窥视唐代社会不同时期政治、文化的不同。
    辽代契丹人髡发习俗，在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中已屡被印证，并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这一定论，指的是契丹男子的发式，而契丹女子是否也行发髡之俗？这个问题在学术界颇有争议。孙遇安在《宣化辽金墓壁墓画中的服饰》（《文物天地》1996年第1期）一文中，根据对宣化地区辽墓壁画中人物服饰的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契丹女子在少女时实行髡发，成年以后则开始蓄发，而一些在社会上有身份地位的妇女又多用巾帼包头。
    多年来，人们对太平天国的服饰形式，既忽略又陌生，其仪服的来历和发展就更没有多少人知晓。张伟然《太平天国仪服文化及其与戏剧赛会的关系》（《复旦学报》1996年第3期）-文，通过对有关资料的考证，大胆地提出，太平天国仪服制度，主要是参照戏剧、赛会中的道具和排场制定的。
    2、专题研究
    对于整个中国古代服饰中各类制度问题的研究，一直比较受研究者们的重视。雷虹《中国服饰文化的制度形态》（《宁夏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一文，通过对中国古代服饰的质料、颜色、款式和丧服使用规定，以及由此而逐渐形成的社会心理、精神、物质文化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说明中国服饰制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突出礼制。2、充分反映宗法家族制度。3、以社会观念积淀为基础。4、与生产力状况有直接关系。祭服与丧服在古代服制中算得上举足轻重了。江冰《恶衣服而至美黼冕--祭服与丧服的意义》（《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2期）一文，标题选用的是《论语》中孔子的一句原话。意思是：人们大都不重视日常的衣装，而却把用来祭祀天地、祖先的祭服，制做得非常讲究。文章以此为题，引据中外文献，在介绍祭服与丧服的种类、等差的同时，阐述了祭服与丧服在人们礼仪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服饰中的祭服与丧服“都远远地超越了服饰自身的实用功能”早已成为“一种礼仪、一种标志”，是“一种制度的体现”，从而被作为“一种精神的载体”。祭服与丧服都“深深地包含了中国文化中家庭宗法观念与国家封建权力结构等多方面的深刻涵义”，它早已成为了一种精神文化形式的符号了。
    被许多学者们赞誉为中国服装史改革先驱的、战国时的赵武灵王，与他的“胡服骑射”举措一起被载入史册，流传千古。他的这一行动对中国古代服饰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意义重大。韦荣慧《赵武灵王服制改革刍议》（《贵州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一文，从人类文明和民族服饰文化发展的轨迹，再次对赵武灵王的改革表示肯定。文章认为，赵王的服装改革，不仅为中国传统服装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对后世各国、各地区、各民族服饰的互相交流奠定了基础。文章列举的事例有秦代中国服装传入日本，至今日本的某些服装仍被称之为“吴服”；西汉时期朝鲜学习汉人衣帻，流传至今；唐代是中国吸取外来服装、服饰最为广泛的时期，也是服饰交流的鼎盛时期。这些都与赵武灵王的服装改革有着一定的关系。而魏建震则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新研》（《河北师院学报》1996年第4期）一文中，就赵武灵王的那次服装改革的目的和意义，提出了异议。作者通过对史料的分析研究后认为：变异胡服属于风俗改革，目的是利用胡俗改革之机，同化胡人，以招募北方广大地区的胡骑为己所用。这次改革并没有推行全国，当然也就不会具有什么社会影响。
    对妇女服饰的专题研究，主要有向景安的《中国历代妇女服饰的演变与发展》（《文博》1995年第5期）。全文以断代为序，分别对先秦至民国悠悠五千年来的妇女服饰发展、演变历史作了扼要的概述。向景安的另外一篇《从现存文化中探讨中国古代妇女发式的演变》（《文博》1995年第4期），则是作者通过对一些地区出土的有关妇女发式进行研究后，进行的总结。文章将五千年来妇女发式的变化，概括为“被发”，“发髻”、“假发”三大类别，并且着重对发髻和假发部分进行了深入探讨。
    丝绸织物等纺织品的发展是服饰研究的一部分。蔡正邦《嫘祖蚕桑文化的形成与生态环境之关系》（《中华文化论坛》1996年第1期）一文，在对古时炎、黄、氐羌氏族之域和嫘祖所居西陵地区的生态环境进行考证后，最后论证西陵地区的生态环境孕育了我国丝绸文化，是中国丝绸的源头。赵丰的《丝绸起源的文化契机》（《东南文化》1996年第1期）一文，则对中国丝绸的起源，作了文化背景上的探讨。文章认为：起初，先民们对野生蚕产生兴趣，逐渐把它与人的生死、天地的沟通联系起来。于是，蚕成了路神，桑成了通天的工具，人们开始对蚕加倍尊崇，由此对蚕进行有意护养，开始了蚕茧的利用，但这种利用只事鬼神。直至商或西周时人们才开始解放思想，真正开始利用蚕丝。刺绣和缂丝是中国古老手工艺术的精品。多年来，对这两种工艺艺术的研究也很多，孙佩兰《丝绸之路上的刺绣与缂丝》（《西域研究》1995年第2期）一文，通过对丝绸之路上发现的刺绣和缂丝技术的考证后，认为绎丝技法是从埃及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赵丰《魏唐织锦中的异域神祇》（《考古》1995年第2期）一文，就汉唐时期丝绸之路上异域织物图案的出处，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丝绸纹案的影响是各地区、各民族互相的，中国的锦绫刺绣源远流长，渗入异域；同时，异域的文化也会反传到中国，从而影响中国丝绸织物的艺术风格。
    此外，有关服饰方面的论述还有王莉的《带钩及其演变》（《文博》1996年第1期）一文，文章对带钩的起源、发展、沿革和最后的衰落，以及带钩在不同时期的款式，进行了考证。龙建春的《乌纱帽考论三题》（《文史知识》1995年第6期）一文，对乌纱帽这一尽人皆知的帽子进行考证。李凤民《清太宗常服袍》（《文物天地》1995年第2期）一文，对珍藏在沈阳故宫内的一件清太宗皇太极穿用多年的“黄色团龙纹常服袍”进行了考证。桑吉才让《形成舟曲藏族服饰独特的结构式样的历史渊源及其艺术特点》（《甘肃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一文，就舟曲地区藏族服饰的历史渊源和其形成的客观条件，以及艺术特点与整体藏族服饰进行了比较研究。王正华《拉祜族服饰文化概述》（《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一文，对拉祜族服饰的历史、类型、制做工艺、文化内涵及其演变做了有益的论述。
    综上所述，1995、1996年的服饰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主要表现在：1、成果多（前文已述）2、研究方法可信，从成果的内容上看，大多数研究者都采取用出土文物与历史文献结合考证的形式进行研究，从而增加了论证的科学性。3、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对以服饰为主线的古代社会生活不断进行研究探讨，从而体现服饰在其中的影响。尽管在以往的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然有许多需要加强调整的方面：1、缺乏一部全面系统、具有一定权威性质，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中国古代服饰史。2、从上述论著和以往的研究成果上看，一般层次上的研究论著多，深入细致的分类研究论著少。3、有关服饰方面综合资料性的专著少。以上这些需引起学者们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