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历史是研究个案，社会科学才注重通则，美国新考古家摆脱西方传统，纳考古学于人类学阵营，即以追求与现代人类社会有关的通则为目标，不要当古董。不过对新史学而言，这不一定是问题之所在，诚如法国考古家Paul Courbin 说的，考古研究的“目标”基于研究者的“终极目的”，是要使那些灵魂已经出窍的通则成形，还是探索过去真正发生的事实（Whether his″ultimate goal″is the formalizati-on of disembodied laws or the knowledge of what has in fact o-ccurred,what has actually happened:the past.）（Courbin,1982法文初版，1988英译，152页）？或许有人会问，过去的事实与我们现世何干？其实就历史学看来，不同时空的人类行为往往名同而实异，或表面相同而内涵相异，或造因近似而结果歧异。历史家不相信可以建立一个放诸四海的模式供人套用，但并不表示历史学就是博物馆内的古董；相反的，历史是生活，但通则往往可能是行尸走肉。史学研究要回到原来的情境，在那种时空脉络中观察人类文明的创发，以汲取历史经验，给现代人一些启示。相对于人类学，考古学与历史学在学科性质上至少有两点比较接近，第一，它们都是探索过去的学问，第二，它们的资料往往带有机遇性，不够完备。以有限的过去资料建立人类行为的通则，虽然不一定全无可能，但宁可更加谨慎；然而我们倒可以根据有限的过去资料，有机整体地综合，给现代社会提供一些参考。所以个案并非“与世隔绝”，而通则也不能“照单全收”。从人文社会学科最近二三十年发展的趋势来看，探索意义比寻找法则更为重要（参余英时，1992），考古学者殊不必以不能备位通则而感觉遗憾。
    且不论考古学是否如Lester Embree讲得那么伟大，说是所有科学的基础（Embree,1987），Courbin却指出过去的事实显示，美国人类学家把考古的事物供人类学差遣（using″archaeological facts for anth-ropological ends），而历史家则运用考古资料以建立历史（handling archaeologcal″data″to construct history）。折衷于两极之间，他为考古家立言说，历史家和人类学家既然不靠考古家也能自己收集考古文献，而且往往相当成功，同样的，考古学家也可以成为成功的历史学家、金石学家或人类学家。不过就专业观点而言，Courbin认为考古家不能丧失本色，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不论作为人类学家或是历史学家，他都不能算是做“考古学”，只是不务正业罢了（Courbin,1988,154～155 页）。
    考古家的本色是什么？他有什么看家本领为人类学家、历史学家或其他学者所不及的？直到现在考古家的本事大概仍以层位学和器物类型学为主吧，但这不意味他可以不采用其他工具和方法。考古学的对象是科学发掘的遗存遗物，运用层位学、器物类型学及其他手段进行分析、解释，最终目的在解答人类文明的奥秘，包括过去的文明进程和对当今的启示。这样的考古学自然也不能离开其他学科而独立，应属广义的历史学的一支。即使主张考古学宁靠近人类学的张光直，他拟议的先秦史，即是一种综合的历史科学。研究农业生活以前阶段的方法包括地质学、古地形学、古生物学、古植物学、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农业生活以后，除田野考古学外，还要用矿物学、动物学、植物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技术和方法；步入文明时代，与文献史学者、考古学者和古文字学者的关系更加密切（张光直，1994;1995,31～32页），这就和在新史学风气中成长的中国考古学的传统合流了。
    1949年以后中国考古学受客观条件的影响，在进化论思潮的规范下寻找今日中国疆域内各种古代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对域外，实行绝对的“本土”起源论，对域内，则盛行传播论，不论“龙山文化形成期”，或是“区系类型理论”或“统一多民族国家说”，皆带有不同程度的传播论色彩。古代是没有今日的政治疆界的，以今之疆域分隔文化发展形态，不是学术之正轨。苏秉琦说得不错，“区系的中国”是方法论，“世界的中国”也是方法论（1992b;1994,139页）。所谓“世界的中国”，可以理解为把中国放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发展为比较论，但不忽略传播论；可能自西徂东，但也有自东徂西的成分。这也是傅斯年、李济以来中国考古学的传统。
    中国考古家一直没有放弃重建古史的使命。历史研究不能脱离史料，但史料不是单纯地摆在那里就能成为历史的。考古资料作为重建古史的基本史料当然也不能只是一堆“断烂朝报”，只有发展出含具人类普遍意义的课题，重建古史才符合新史学的任务，也才能答复新考古学的挑战。如果能从中国考古资料发现普遍意义的课题，推衍而成为普世性理论，这时才称得上“中国学派”吧。
    中国学派，这是所有中国考古家未来发展和奋斗的目标，现在恐怕还无法明确界定，需汇集大量研究成果后才可能看出眉目。但事先不能没有理论性的自觉，我虽提不出正面答案，但以下几点是可以明确坚信的--
    只用中国资料，不足以称中国学派，可能也成功不了中国学派。
    即使有特殊适用中国资料的方法，也还不能算是中国学派。
    所谓“中国学派”绝对不能只有一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