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北易帜”的曲折进程
    一般人认为“东北易帜”，就是东北三省改悬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帜的易帜。而对北京、天津的易帜并不知道。往往误认为北京、天津是国民党蒋、桂、阎、冯军队打下来的。其实不然，东北易帜不仅包括东三省易帜，而且还应包括当时由奉军控制的京、津、直隶及热河地区的易帜。
    东北易帜的第一步是“京津易帜”。时间为1928年6月6日。当时奉系军阀张作霖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最后一任“临时总统”，盘踞在北京和天津一带。为了能和平出关将地盘让位于国民党军队，张学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首先，他积极敦促张作霖接受南京国民政府和平解决京津问题的方针，主动放弃北京政权；然后，他便主动实施撤军行动。
    1928年4月；当北伐军推进平津一带时， 蒋介石决定对奉系采取和平手段，以实现全国统一的策略。5月30日， 蒋派晋军代表孔繁霨由上海来到北京，与奉军主将张学良、杨宇霆等磋商国奉合作等问题，并提出了国民政府军队停止进攻的条件，是以奉军在政治上易帜，在军事上撤至山海关外为先决条件。于是，张学良、张作相等主张停战的奉军将领们极积敦促张作霖，迫使他最后作出了放弃北京政权，撤至关外的决定。接着，张学良同孔繁霨商定，奉军不在京畿一带进行军事行动，奉军作第二次撤退，由琉璃河、高碑店撤至滦州以北，后张学良、杨宇霆也随军北返。对如何妥善维护奉军撤退后的京津地区过渡时期的治安，张学良也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议定，主持成立了以王士珍为首的“京师临时治安维持会”，只留奉军鲍毓鳞旅负责维持国民政府军队入城前的治安。待国民政府军队正式接收后，“京师临时治安维持会”即自行解散，鲍毓鳞旅在完成使命后也立即撤出了北京。由于张学良的积极努力，促成了北京问题的和平解决。6月5日北京易帜开始，城内撤掉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挂出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以此标志奉军把掌握的全部政权和平移交国民政府。接着国民革命军冯玉祥第二集团军、阎锡山第三集团军均开抵北京南苑附近。8日， 国民政府军队陆续开入北京，12日，成立了“京津卫戍总司令部”。13日，南京国民政府派员前往北京正式接收了北洋政府的前总统府、国务院及下属各部、院机关一切事务。
    天津易帜是和北京易帜同时实现的。天津是河北省省会，也是奉军在关内的根据地。按照张学良息争御外的思想，6月11日深夜11时， 天津也挂起青天白日旗。6月12日清晨， 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和副司令褚玉璞主动率军自天津离去，将地盘交与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至此，天津也完全归入国民政府统治之下。
    “京津易帜”后，奉军和平让出关内所有地盘，只剩热、辽、吉、黑东北四省。张作霖被炸后，张学良采取果断措施，稳定了东北局势，于7月1日，发出“东电”，表示东北“决无妨害统一之意”。（注：《国闻周报》第5卷，第22期，1982年。）为了贯彻和平统一的初衷， 张学良先从收束军事做起，命令前方奉军进行第三次撤军。于是，就有了东北易帜的第二步。
    东北易帜的第二步是“热河易帜”。时间为1928年7月19日。 张学良在7月1日发出“东电”的同一天，他即派出王树翰、邢士廉、米春霖等人，到北京与国民政府磋商热河及东三省易帜事宜。7月10日， 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会见了东北代表。由于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大派对如何解决东三省问题，特别是热河问题存在很大分歧，使易帜、服从中央诸问题难以马上定下来。后经李宗仁在会谈双方代表中斡旋，至7月14日， 才使“东北易帜大计由是遂定，其余细节留待以后再行磋商了。”（注：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下），第586页，政协广西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印，1980 年内部发行。）于是，7月19日，热河奉军主将汤玉麟发出通电， 宣布“改易青天白日旗，一体服从三民主义”。（注：《国闻周报》第5 卷第23期，1928年。）至此，“热河易帜”较顺利完成。
    东北易帜的第三步是“滦东易帜”。时间为1928年7月25日。 滦东一带一直为张宗昌、褚玉璞直鲁联军盘踞地，号称有70000大军。 当时直鲁联军退出天津后，军队驻扎在滦县地区。国民党第四集团军白崇禧与张学良商量，想以武力消灭张、褚所部。张学良为避免新的军阀混战，主张用和平改编的方式，将张、褚所部予以遣散，并拨发遣散费。孰料张、褚二人不但不接受改编，反对滦东奉军发起进攻，并勾结日军，企图夺还直鲁，恢复昔日地盘。同时，又向张学良发难，要求进兵东北，并由张宗昌任黑龙江省督办。张学良遂一面电告白崇禧出兵讨伐；一面派杨宇霆主持滦东战事。经过激烈的滦河会战，张、褚所部在国、奉两军夹击下被缴了械。后经奉军收束旧直鲁联军完全被消灭。至此，实现了“滦河东岸25日起正式易帜”。（注：《国闻周报》第5卷第38期，1928年。）
    东北易帜的第四步是东三省易帜。时间为1928年12月29日。这是整个东北易帜四步中最后一步，也是最难艰的一步。 东三省易帜原定于7月22日，但由于日本的干涉和内部派系的斗争， 先后三次延期， 直至1928年年底才完成。
    日本得知东三省将要易帜的消息后，十分恐慌，他们生怕失去在东北的特殊地位和权益。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从1928年6 月下旬开始以武力胁迫、金钱诱惑和“权位”勾引等手段，通过多种渠道对东三省易帜进行软硬兼施地反对和干涉。田中先后三次电令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去警告张学良，不要同南京国民政府妥协，如果“轻与南方妥协，其结果所造成的影响，日本不能漠不关心！”（注：《对华回忆录》，第408页，[日]东亚同文会编、胡锡年译，北京商务出版社1964 年出版。）对日本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张学良非常愤慨，也毫不示弱地向林久治郎表明：“东三省政治一依民意而决，东三省父老子弟如主改制，则彼个人殊无权可以违抗。”（注：天津《大公报》1928年8月11日第2版。）鉴于日本对东三省易帜的严重干涉与威胁，张学良感到易帜之事关系重大，极宜审慎从事。为了避免日本武力干涉，张学良决定将原定7月22日易帜的时间向后推迟。同时电告南京政府“因日本阻挠， 易帜不能如期。虽推迟易帜时间，但拥护统一之初衷不变。”表示易帜之事“断不因日本警告即行终止。”（注：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上册，第29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
    田中并不甘心第一次干涉遭到的失败，又利用张作霖葬礼之机，进一步加以干涉。遂派出前驻华公使林权助为特使，以参加张作霖葬礼为名到沈阳警告张学良。8月8日在访问张学良时，林权助公然要张中止易帜，并威胁说：“对主张妥协者以武力制止，田中已具决心。否则持自由行动，或将发生重大事件”。（注：王芸生：《六十年代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第168页，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张学良没有被威胁所吓倒，第二天，他在回访林权助时庄严表示：“余之决心以东三省人民为转移，余不能拂逆三省人民之心理而有所作为也。”（注：《国闻周报》第13卷第30期，1936年。）日本人的阻挠又一次碰了钉子，便气急败坏地公然在奉天火车站陈兵示威，要挟张学良，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张学良立即召集东三省保安会议讨论对策。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易帜不宜操之过急，要注意策略，缓步进行。于是，张学良决定再次推迟易帜日期。
    可是，就在张学良与国民政府商讨对东北易帜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奉军内部出现了不协调现象。以杨宇霆为首的一伙反对派并不赞同东北易帜，仍主张亲日，希望利用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内部矛盾，待机入关，重温奉军问鼎中原的旧梦。当张学良与南京代表谈兴正浓之时，杨宇霆却与桂系代表窃窃私议，并公开对张学良说：“我们可以分开来做，你走中央路线，我和地方派联络”。（注：张德良、周毅：《东北军史》第121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 ）张学良明显感到了内部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弄不好有被分裂的危险。为了稳定内部和应付局势，易帜必须从缓。故而，当10月9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希望他能于10 月10日易帜并就任国民政府委员之职时，张学良复电只表示了同意就任国府委员之职，但东三省易帜仍须延期。
    此时东北局势确实有内忧外患的危机。内部杨宇霆等人在唱反调；外部日本正向东北地方当局施加压力，谋求修筑吉林至会宁、长春至大连的两条铁路实权；东三省人民的争路运动随之而兴起。张学良为了忙于内外应付，不得不再次延迟易帜。为了对付日本的威逼，张学良巧妙地同日本交涉周旋。他一面利用东北人民的爱国热情，鼓励民众团体发起统一运动，推动易帜；一面秘密加紧与南京磋商行动步骤。日本对中国内政的无理干涉，终于引起了英、美各国的不满，他们为了各自的在华利益，开始了反对日本独霸东北的国际攻势，向日本政府一再施加压力，日本国内的在野派也乘势指责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加强了反对田中内阁的活动。田中内阁开始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在国际舆论的压力和日本国内形势的演变下，到这年11月，田中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了对中国东北易帜的干涉，在日皇加冕典礼上，特向张学良派去的特使莫德惠等人承认东北易帜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表示：“东北易帜事，只要维持日本在满蒙既得权益即不反对。”（注：天津《大公报》1928年11月11日第2版。）
    张学良立即抓住这个大好时机，1928年12月14日，他在东北保安司令部再次召开东北地方当局最高重要会议，宣布东北三省定于1929 年1月1日元旦实行易帜。但蒋介石来电认为东北应于29日易帜， 不必待元旦，应提前三天。于是，12月24日张学良密电东北各地军政长官，决于12月29日改悬青天白日旗，东三省同时举行。26日，国民党中政会通过了“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的决议。28日夜，张学良毅然一声易帜令下，黑、吉、辽三省一致行动，29日清晨人们处处可见青天白日旗“飘扬东北，万姓欢腾”。（注：上海《新闻周报》第6 卷第2 期，1928年。）同一天，在奉天省政府大礼堂举行隆重的东三省易帜大典，国民政府派方本仁出席会议，驻奉天各国领事均列席祝贺，惟有日本领事没有到场。庆典会上，张学良完成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的就职宣誓之后，立即向全国发表艳电通知国人为了“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注：《国闻周报》第6卷第2期，1929年。）
    东三省易帜后，奉天省改为辽宁省，省会奉天改为沈阳市。奉军改称东北边防军（习称东北军），其建制编入国民政府军队序列。至此，东北易帜全过程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