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习与习俗、风俗是同义词，是风尚、礼节、习惯的总和，乃历代相习积久而成，具有相当大的稳定性和凝固性，不容易改变，但不易改变并非停止不变。事实上，风习现象同样有它发生、发展以至消亡的过程，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期，风习的兴衰、生灭就表现得更为大量和激烈。在社会风习的演变过程中，往往出现相当多的人对某种生活方式的喜好、随从和追求，这就是时尚的流行。时尚与风习不同，易因时顺势，变动不居，起落无常，是社会风习发生变化的前兆；它有可能经年被人淡忘，也有可能演变成新的社会风习。因此，本文在论述1949-1956年（建国初期）社会风习演变时，同时论及这时期的社会时尚。
    本文主要涉及以下社会风习：民间信仰；消费风习。
    一、民间信仰
    考察中国社会的民间信仰，至少要论及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意识观念层面。民间信仰的内容是一个糅合体：既有古老原始崇拜的遗留，也有佛教、道教等正宗的宗教信仰，更有俗化的宗教信仰，即乡村社会普遍的多神信仰；既有对习俗礼仪的信仰，也有对神灵世界的信仰；既有信仰各个时代英雄人物的，也有信仰传说中的飞禽猛兽的。第二，制度层面。在制度层面，存在各种各样的民间信仰组织，如香会、庙会、灯会；有近于制度化的信仰活动，如宗族祭祀、迎神赛会，这些活动相沿传习成俗，是社会风习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物质层面。在物质层面，既有进行信仰活动的场所，如寺庙、道院、祠堂，也有信仰组织赖以生存、信仰活动赖以进行的产业，如庙田、祠堂公田等。1949-1956年中国的社会变革，对上述三个方面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受冲击最直接、最厉害的，自然是民间信仰物质层面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征收祠堂、庙宇、寺院、学校和团体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因此，经过土地改革运动，祠堂公田不复存在，庙宇寺院田产锐减。苏州灵岩寺当家和尚必邻对来访者说：“寺里有两千多亩出租土地已被征收了，但保留了一百多亩自耕地。全寺约二百人，为了维持生活，除耕种这一百多亩地外，又加开荒地约五十亩，还要继续开荒”。（潘光旦：《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第128页，北京，三联书店，1952。）旧时的僧尼道士，大多出身贫寒，为僧入道，多为谋生，并非出于信仰。寺庙道院既然已不再是谋生之所，他们便纷纷走出庙门，或回家务农，或参加其他生产劳动，没有出路的，惟有“失业”。仅1952年秋冬的统计，全国城市“失业”的僧尼道士就有5 700多名。僧尼道士数量锐减，又导致了寺庙道院的衰败，尤其是农村的子孙庙及小道院，减少几近半数。
    1949-1956年民间信仰组织受到冲击，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被政府取缔，这类民间信仰组织，旧时往往成为地方精英控制基层社区的工具，或者有浓厚的迷信色彩，这在建国初期国家权力向基层社区扩张和破除封建迷信的过程中，自然在被取缔之列。二是经历一段时间的衰败而逐渐消亡，更多的民间信仰组织经历的是这条衰亡之路。如对太湖渔民中的20个香会组织的调查发现，20个香会中，只有5个是被政府取缔的，而其他在建国初期虽还存在，但无不开始衰败，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部停止活动或解散了。与前者主要依靠政治变革的推动有所不同，这一种情形是政治变革、经济变革、思想观念变革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与民间信仰组织衰败相互影响的是民间信仰活动的衰落。这也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第一，集体的、公开的、制度化的信仰活动日趋减少，而被代之以个体的、秘密的、非制度化的信仰活动。如1949年以前，宗族祭祀是全宗族的集体活动，千百年来已成制度，1949年以后，集体祭祀活动已经停止，但一家一户为单位祭祀祖先的活动仍然存在。第二，原有信仰活动的形式被保存，但内容被彻底地改造了，如庙会。传统庙会在其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信仰（祈求神灵驱疾赐福）、娱乐和贸易三位一体的形式。建国初期对庙会的改造，着眼于剔除庙会的迷信成分，利用和改造其娱乐和贸易形式，如舞龙、舞狮经改造已成为一种表演艺术，商业部门还利用庙会组织城乡物资交流会、商品展销会。所有这些，与昔日庙会都有了本质的区别。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一个整体，缺少了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文化表征，意识观念层面的文化就会走向衰微、淡薄。建国初期，长期被人们供奉祭祀的神灵，逐渐走出了人们的心灵世界。宋庆龄在东北旅行时对此深有感触，她说：“随着这个时代的前进，生活及思想方面古旧与阻碍进步的习惯就会受到尖锐的打击，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旧的迷信已经失去它对人民的控制了。在永贵村，我们看到祭拜各种神佛的的习俗已经完全废除了。尤其是再也没有人花钱去买香烛及其他迷信品了，新年的时候也没有人浪费时间去拜偶像了”。（宋庆龄：《新中国向前进--东北旅行印象记》，载《人民日报》，1951-01-05）。除去民间信仰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衰败这一直接原因外，引发民众观念改变的更深层的原因，是剧烈的社会变革。农民本来是信命的，认为穷是“五行八字命生成”，“命里只有八合米，走尽天下不满升！”土地改革中地主被打倒的现实，促使他们改变了看法：“土地改革一实行，每个地主的好八字都勿来事哉！”（潘光旦：《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第127页。）农民本来是信神灵的，同样是社会变革使他们改变了看法：“敬了几十年神，也没有见减过一颗粮，如今有了毛主席，领导大家翻了身，减了租，反了恶霸，我只跟毛主席走，敬神干什么！”（《翻身中的邵阳农民》，载《长江日报》，1950-06-09。）
    应该看到，建国初期对民间信仰的改造，主要触及其物质和制度层面，而观念层面的改造是肤浅的。当时表现出的民间信仰衰微的种种现象，或许仅仅是一种表象，而人们申明放弃神灵的种种理由，表征的恰好是传统农民务实求验的心理本源。于是，在神灵退出人们的心灵世界时，对革命领袖的崇拜成了时尚。有些农民，领到土地证后，把土地证往墙上一钉，就跪下来给毛主席像磕头；香火行的生意差了，但“坊间印行的毛主席像，销路好极了！”（潘光旦：《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第114页。）民间信仰的心理及其在民族心理结构中的作用并未改变，这也正是日后对革命领袖盲目崇拜的心理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