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49-1956年中国社会风习演变的特点
    1949-1956年中国社会风习的演变是在社会形态、社会生活变革的背景下进行的，而它本身又是这一时期巨大社会变革的一个侧面，反映社会形态和生活。从社会风习演变和社会变革的关系入手，对建国初期社会风习的演变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它具有如下特点。
    （一）一般来说，社会风习的兴起和传承，大都是自然的，但建国初期社会风习的演变更主要的是依靠政治力量的推动，表现出浓厚的政治色彩。
    政治力量主要是指国家行政力量。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政权实行区乡制，乡的规模校民国时期大大缩小；城镇基层政权，从街闾到街道办事处，其规模也小于民国时期同级政权。这说明国家政权已深入到最基层的城乡社会。国家政权向基层社会扩张，使得民间文化自行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而行政力量对它的影响则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来。比如，在国家权力扩张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石--宗法家族制度被瓦解，而这一结果从多方面改变了民众的生活风习：在精神生活上，曾经对中国民众有重要意义的宗族信仰及民俗信仰丧失了制度支持，走向了衰微消亡。在物质生活上，家族组织的衰灭，使人们析家而居有了可能，推动了住居风习的演变；合作社取代家族组织，成为人们生产、分配的基本单位，这就使得国家政策不再滞于社会上层，它不仅可以传达至基层社会，而且可以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
    政治力量还包括政治文化及社会舆论的压力。在变革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把自己的政治文化转化成公众能接受的文化符号，以保证民众对新制度的认同。为此开展了一系列社会运动，通过这些运动，新的政治文化逐渐渗透到民间生活中。比如，新的政治文化崇尚节俭朴素，“勤俭建国”、“勤俭建社”、“勤俭持家”是当时社会最流行的口号之一。表现在具体的民间生活中，则是以勤俭为荣，以朴素为美。如在服饰上，倡导的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而讲究服饰上的漂亮、美观则显然与主流政治文化相违背，“一个人穿得稍稍大方、美观些，就有敏感的好奇的眼睛在打量你、谈论你，甚至于批评你，他们认为穿花衣服是‘不进步’的标志。即使你的工作搞得不错，学习也努力，还是有人批评你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读者来信》，载《新观察》，1955（11）。）显然，建国初期服饰变化的停滞，起支配作用的已不再是人们的审美需求，而是比审美因素更为复杂也更为直接的政治因素。再如人们以住公房为时尚；出行乘人力车的日渐减少，乘坐各式轿子的即使在偏远农村用于迎娶新娘时，也遭到进步青年的鄙视，如有人投信《中国青年》，说结婚坐花轿，“还保留着买卖婚姻的残余，不是革命青年应有的行为”。（《读者来信》，载《中国青年》，1952（1）。）还有，与迷信有牵涉的活动日渐减少，生产迷信品的厂家一律衰败或破产。凡此种种，以崇尚勤俭节约、公有平等为时尚，反对迷信的社会风习，不能不说是政治力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结果，或者说是新的政治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显现。
    一些落后的社会风习，代表了历史积淀中丑陋的一面，在社会变迁中表现出其传承沿习的顽固性，非强大的政治力量所不能革除，因而建国初期依靠政治力量推动社会风习的演进，是有其必然性的。这为建国初期社会风习的演变增添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同时也折射出这一时期狂飚急进的时代特征。
    （二）社会风习作为一种生活文化，排斥统一、拒绝同化是其本质所在，但建国初期社会风习的演变却明显表现出特殊化向普遍化、区域化向全国化、群体化向全民化的单向流动进程。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文化模式，我们姑且称之为根据地生活文化模式。这一生活文化模式的实践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军队，同时还有部分受其影响的根据地民众，因而具有鲜明的群体性特征。其影响范围，主要是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因而又具有鲜明的区域性特征。建国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实践活动由根据地推及全国，根据地的生活文化也开始向全国其他区域其他群体传播，逐步完成着对其他区域和其他群体生活文化因素的改造。这一过程，实际上是根据地生活文化由一种特殊的区域性、群体性文化而普遍化、全国化、全民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重新构建了其统治下中国的生活文化。
    根据地生活文化在建国初期的普遍化、全国化、全民化是一个单向流动的进程，即在这一进程中，原有生活文化的差异性、区域性和复杂性逐渐缩小。这里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第一，根据地生活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重要表征，它既糅合了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又体现了共产党人的生活态度，因而被确定为“科学的”、“文明的”、“进步的”的生活文化模式。所以，在建国后生活文化模式的建构中，它自然成为生活文化重构的标准，依此标准决定其他类型生活文化因素的存弃取舍。第二，建国初期确定起来的高度统一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为生活文化的一体化、全民化提供了政治经济基础。因为，在建国初期高度统一集中的政治体制形成过程中，同时伴随着国家权力向基层社区的扩张，这就使得广大民众直接面对国家的全民性规范。而在此之前，制约着民众生活风习的地方性规范是无力与之抗衡的。另一方面，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客观上要求一种单一的生活文化与之相适应，因而缩小了生活文化多样化的生存空间。
    伴随生活文化的普遍化、全国化、全民化，建国初期社会风习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同一性，无疑有利于增强建国之初人民对新政权的认同。然而，由于社会风习的差异性、复杂性逐渐消失，社会生活变得单一且日益缺乏活力。
    （三）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风习演变的大方向是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化，但建国初年与以前相比，至少有两点不同。
    第一，建国之前，上层社会虽有计划地推行社会风习的改良，但就社会风习的主要承担者广大民众来说，他们的社会风习改良的过程中，对于上层社会的规范表现出高度的依附性。就总体而言，这就使得人们日常生活基本仍保持着传统的习惯。而建国初期，由于人身解放的获得，以及被赋予国家主人翁的地位，翻身做了主人的广大民众在社会风习演变过程中的主动性大大增强，因而以现代性为基本取向的社会风习的演化变革范围更大、进程更快。
    第二，建国之前的社会风习改良，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其方向是步西方风习的后尘，或是将中西风习进行融合。建国初期对社会风习变革现代性取向的理解，与之显然不同，表现为对西方社会风习的排斥和对传统社会风习的不妥协态度。那么，建国初期社会风习现代性取向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这大致由三种因素确定。一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实践知识，这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较为完整的概括。其中包括：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禁绝社会恶习，如吸食鸦片、迷信、玩牌、赌博、铺张浪费、游民生活等。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生活环境，如由于长期生活在生产力落后的农村而形成的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如平等、互助等。建国初期提倡的社会风习的许多方面，以苏联为榜样，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是分不开的。建国初期社会风习的演变，正是按照以上三个方面所规定的内容展开的。
    上面从演变的取向、方式和动力三个方面分析了建国初期社会风习演变的特点。综合这三个方面，可以对建国初期社会风习的演变作如下概括：首先是确定一种社会风习的理想模式，然后主要通过政治力量推动，向全国推广这一模式，使其普遍化、全国化和全民化。因此，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建国初期社会风习的演变，是一个“计划”的社会变迁过程，而非一种“自然”的转型。
    [收稿日期]200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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