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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易帜”与日本的对应(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日本研究》 张劲松 参加讨论

张学良成为东北政局新的掌舵人,使东北的政治从休克状态中得以复甦,便日本法西斯制造皇姑屯事件挑起事端的阴谋归于失败。按照河本的逻辑和设想:第一,奉系军阀“只是由头目、喽罗关系所结合的私党”,“只要把这个头目(张作霖)干掉,他们便会四分五裂”(注:[日]河本大作:《我杀了张作霖》,《文艺春秋》1954年12月号);第二,正所谓“树倒猢狲散”,造成“奉天军阀陷于内外形势压力下只有崩溃之境地”(注:[日]《河本大作致荒木贞夫、松井石根的信函》,(《荒木贞夫关系文书》,东京大学法学部)),从而引起“满洲”大乱;第三,奉张没落,“满洲”大乱之时,“将成为于东三省建立新政权之契机”(注:[日]《河本大作致荒木贞夫、松井石根的信函》,(《荒木贞夫关系文书》,东京大学法学部)),即乘机树立“日本之意中人物”的傀儡政权,使其完全听命于日本;第四,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所谓“满蒙问题”。然而,历史的发展并没有出现日本法西斯所期待的结果。这一方面是由于东北当局的冷静处理,另一方面当时日本法西斯势力羽翼尚未丰满,各方面的准备和协作尚不充分。但是,日本干涉中国内政,企图肢解东北的行动并没有停止。
    张学良执掌东北政权后,面临着一大难题,两种抉择,三种关系。即面临着东北何去何从的大问题;是选择有条件的南北妥协与南京政府合作,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之路?还是选择屈服于日本,走“保境安民”的傀儡式割据之路?这就关系到如何处理原奉系内部各派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的关系?如何处理与日本的关系?这是东北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问题。危难之时方显英雄本色,历史将张学良推到了紧要关头。
    当时,张学良面临的形势是,从国民党方面来看,北伐军攻占京、津后,北洋政府已经垮台,北伐革命已取得重大胜利。国民党企图乘胜前进,使东北地方政权“归顺”,谋求全国统一。至于如何统一,有两种方式,一是武力统一,即以战争形式决出雌雄,实现统一。但这种方式有两大问题,其一,奉军实力并无大损,且占据东北地利之优;其二,日本向以东北为“特殊权益”之地,此前已有山东出兵干涉,对于东北日本绝不会袖手旁观,勿宁说日本正期待着战乱,以便借题发挥。因此,这种方式断不可取。二是和平统一。即利用皇姑屯事件,因势利导张学良,通过和谈,使其服膺南京政府。这是既可避免生灵涂炭,又能达到国家民族统一的最佳选择。而且在奉军退出关外之前,张学良也表示过息兵谋和的意愿,因此,南京方面决定采取和平统一方式,积极争取张学良。
    在奉系内部历来就有元老派(旧派),青壮派(新派),以及陆大派和士官派之分,政见不一。元老派主张息兵议和,保境安民。这种主张早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就实行过,不过那是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支持才得以实行的。此时元老派中对日本好感者为数不多。他们主张独立自主的保境安民,即确保在占有东北地盘基础上的独立的政治、经济权益。以张学良为首的新派,在“息内争、御外侮”的思想指导下,主张停止内战,实现国家民族统一,自强自立。两派之间在息兵议和的观点上是相同的,但目的性有所不同。早在济南事件后,张作霖于5月9日发出“息兵议和”佳电(注:辽宁档案馆编:《皇姑屯事件始末--张作霖被炸的档案资料汇编》,同泽出版社,1998年,第1-57页。),目的是想借日本干涉的军事威力保住北京政权。而张学良在其后发出的若干通电中,表示“息争救国、南北一家”,其目的是要达成国家民族的统一,共同抵御外侮。张学良执政后,一面耐心说服元老派放弃割据思想,使他们逐渐赞同统一救国的方针,一面树立威信,坚决抵制亲日派和阻挠派。在张学良的努力下,国奉合作谈判进展很快,至7月中旬东北易帜大计基本确定。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认为东北易帜是对他们的“满蒙权益”的重大损害,百般加以阻挠,于是张学良与日本之间展开了一场民族独立与殖民侵略的斗争。
    二皇姑屯事件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期待的东北混乱的局面没有出现,使其动用武力的阴谋落空,但对谁人主政东北十分关注。早在日本法西斯策划皇姑屯事件时已对这一问题有所议论,或有提出“以吴俊升取代张作霖”计划者(注:[日]岛田俊彦:《关东军》,中央公论社,1980年,第64页。),或有“视张学良为亲日派化身”者(注:《河本大作致矶谷廉介的信函》,《民国档案》1998年第3期。),还有的将张景惠、杨宇霆等人都被列入日本“意中人”名单,他们期待一旦东北有变,就推出这些“意中人”,建立亲日政权。事件发生后,在张作霖生死不明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也对将来谁人主政东北的可能性做了推测。田中曾推断:“万一张作霖不能复起,东三省之将来恐怕多事多难,张学良年轻不孚众望,又因吴俊升已死,无股肱相助,权且只能与杨宇霆协调善处。”(注:[日]高仓彻一编:《田中义一传记》,原书房,1981年,第958-962页。)他认为,东北未来之政权将是以张学良为代表,由实权派杨宇霆辅佐之。当张学良执政形势明朗后,这种认识基本成为日本对奉策略的主流。当然这其中也有“排杨拥张派”和“排张拥杨派”,但将张、杨作为日本“意中人”的两个主要目标是确定无疑的。于是,围绕张、杨,日本对东北当局展开了“争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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