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及国民的二战史观时应特别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德国的知识分子在二战历史问题上有很强的政治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在无情地揭露民族黑暗历史时，他们走在最前列。特别是所谓“68年一代”，他们作为战后德国左翼知识分子的中坚，不仅在历史科学上对二战历史进行了严肃认真和全面深入的研究，而且在推动整个社会深刻反省二战历史方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最近的一个例子是，1995年3月至今，汉堡社会研究所举办的题为“毁灭性战争一国防军在1941-1945年的罪行”展览，已连续在德国十多个城市展出。日本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在推动国民建立正确的二战史观方面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家永三郎等个别人的呐喊，没有得到日本知识分子的广泛响应和积极支持，因而不可能从内部对政府造成强大的政治压力。不少日本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教授拒不接受“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这一正确的历史观，却坚持侵略战争是“东京裁判史观”，是战胜者一方强加的。更有甚者，由大学教授和历史学家组成的昭和历史研究所和有6千名会员的日本教师会，公然要求删改历史教科书中“从军慰安妇”、“南京事件”、“三光作战”等内容，妄图掩盖、歪曲日本的侵略罪行，积极充当右翼势力的工具，这不能不说是日本知识分子的耻辱与悲哀。
    在德国，议会各主要政党、工会、教会、新闻媒体和犹太人等外国人团体和社会组织都在反省二战历史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任何对德国在二战中的罪行进行歪曲、掩盖或淡化的企图，都会立即遭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反击。1995年在纪念二战结束50周年之际，保守派右翼政治家、右翼作家和记者准备发起企图为纳粹统治辩解的纪念活动。它立即遭到各政党、新闻媒体、教会和犹太人组织的强烈抨击和反对，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原定的纪念活动被迫取消。对来自国外的揭露纳粹在二战时期所犯罪行的有关报道、影视和书籍，德国公众和媒体完全采取平静和客观的态度。继1994年《辛德勒的名单》在德国公演后，1996年由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戈尔德哈根撰写的《希特勒的心甘情愿的行刑者》在德国出版发行。尽管德国舆论普遍不接受作者对普通德国人民是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心甘情愿”的帮凶的指责，但这本书很快被译成德文在德国出版，足以证明德国人面对本民族黑暗历史的勇气。在日本却很难找到相同的例子。相反的是，在右翼势力的压力下，原定在大阪府举行的南京大屠杀画展被迫取消，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也不得不修改展览内容和用语，删去“侵略”措辞，为天皇开脱罪责。当年的战犯和不思悔改的老兵气焰更为嚣张。曾在日军荣字1644特种部队服役的石田甚太郎由于“战友会”的监视，长期以来不敢将他经历的日本侵略者用中国人做细菌试验的事实公开，1995年8月去世前夕才通过他在中国留学的亲属将此秘密在中国公诸于世。1996年8月，一名揭露其他士兵虐杀中国平民的日本老兵遭右翼势力的威胁，并被日本法院判为“损害名誉”。这证明日本要求彻底反省二战历史的正义力量长期处于少数和劣势地位。
    德国国内要求彻底反省二战历史的力量之所以强大，除了政治体制等因素外，还有历史原因。纳粹执政之前，德国至少有14年的民主共和制度的经历，左翼政党曾发挥过重大影响。纳粹统治时期，特别是二战爆发后德国国内形成了抵制、反抗和推翻希特勒统治的抵抗运动，其成员包括进步政党、工会、学校、教会和军队等各个社会阶层和不同的政治力量。战后，回归的政治流亡者和抵抗运动的幸存者及其亲属成为一支拥护新体制、坚决清算纳粹罪行、彻底反省二战历史的重要力量。曾任社会民主党主席和联邦总理的勃兰特是其突出的代表。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民主共和制的先例。二战期间，日本国内不存在广泛的、有组织的反战争体制力量。战后，由于旧体制没有彻底改变，本来就十分弱小的反战力量不可能在反省二战历史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
    德国和日本在反省二战历史问题上的不同态度还与各自的宗教及文化背景有关。在德国，90%以上的人信奉天主教或新教。受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的影响，基督教有关原罪和赎罪等基本教义已为广大教徒普遍接受，成为德国宗教文化的特征之一。因此，原罪-认罪-赎罪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因果关系程序。公开认罪并在良心和道义上进行忏悔，对信奉基督教的德国人已不是一件耻辱的事情。有了这个宗教文化的基础，德国人在承认战争罪行、承担战争罪责时，就没有太多的心理负担。欧洲历史上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对人的自我发现产生了重大影响。重视人的价值，强调生命的可贵，成为欧洲人文主义的核心。战后，通过对屠杀无辜生命的战争罪行的揭露，德国人珍视个体生命的价值观开始复苏。德国人勇于承担二战罪责，不仅仅是要求受难者予以宽恕的具体表现，也是他们对人性回归和重建的一种理性追求。由于没有欧洲历史上的宗教和人文主义诸因素，加之封闭的岛国环境和缺乏对外交往，日本形成了以神道、和魂和天皇崇拜等为特征的宗教文化传统。这种缺乏理性精神和开放意识的固有文化和国家至上、轻视个体的价值观，始终未能摆脱战前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的阴影，以致日本人至今不能对其狭隘的民族心理作深刻的理性思考和无情的自我解剖。它严重地阻碍着日本对二战罪责作出清醒和彻底的反省。
    在分析德国和日本不同的二战史观时，受害国的态度也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战后50多年来，受纳粹德国侵略和奴役的国家和民族时时关注着德国反省二战历史的动向，始终没有停止对纳粹罪行的揭露和谴责，从未放弃追索战争赔款和追捕漏网的纳粹战犯。在受害国和犹太人这种强大的政治、社会和舆论压力下，德国不可能回避历史，更无法推卸战争罪责。受传统文化和战后国际政局的影响，大多数亚洲国家对日本国内的政治发展缺乏清醒的认识，对日本的侵略罪行采取了过分宽容的态度。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正是利用了亚洲人民宽大为怀的仁慈心理和亚洲国家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弱点，公然掩盖甚至美化其侵略历史。认真清算二战历史是加害国与被害国建立良好双边关系的基本政治原则。战后欧洲被害国、被害民族与德国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已证明了这一点。引起法国乃至欧洲关注的对“里昂屠夫”巴比的审判、震惊意大利的对普里布克的审判，对法德关系和意德关系丝毫没有影响。波兰和捷克对德国在二战历史问题上采取的严正立场甚至不宽容态度，并没有对波德关系和捷德关系产生消极影响。相反，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德国和波兰建立了相互信任的睦邻友好关系，成为德国与二战时期受害弱国在战后建立良好的平等关系的典范。
    1997年1月随着德国和捷克的和解协议的签订，德国与受害国之间在处理二战历史遗留问题上的最后一个悬而未决的争议圆满解决。然而，二战结束已经50多年，日军留在中国的成千上万枚毒气弹还没有处理，花岗事件赔偿案一拖再拖，深受当年日本细菌战之害的中国同胞至今在痛苦地呻吟，被迫充当慰安妇的亚洲妇女的灵魂仍在遭到践踏。日本在处理二战历史遗留问题上远没有德国所表现出的那种诚意和实际行动，这与它没有树立正确的二战史观直接有关。更有甚者，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以攻为守，鼓吹“中国威胁论”，混淆视听，用心险恶。日本国内顽固势力在二战历史问题上和在对华关系上的嚣张气焰，应该引起我们警惕、深思和反省。欧洲被害国，特别是波兰、捷克和犹太民族在对德关系上的有关立场尤其值得亚洲国家学习。
    虽然德国在树立正确的二战史观方面表现得远比日本深刻和彻底，但并非完美无缺，无懈可击。即使在德国也有不少人认为，在正确树立二战史观方面德国虽不能说失败了，但也不是很成功。由于法律和司法程序有很强的独立性，德国司法成为在二战历史问题上的一个最右倾、最顽固的堡垒，也是德国舆论抨击得最多的一个领域。战后德国司法没有否定纳粹司法对逃兵、拒绝作战者作出的包括死刑等的判决。尽管教会和不少联邦议会议员为此曾多次进行呼吁，但二战期间抗拒或逃避作战的德国士兵至今未获平反。对引渡到德国的纳粹罪犯，德国司法往往以各种理由予以轻判。特别引起舆论关注的是前纳粹分子战后享受抚恤金问题。1950年德国颁布一项法律，规定因战争造成伤残的残疾者有权获得抚恤金。当时曾考虑加入一条纳粹罪犯不能获得此项权利的规定，但被否定，理由是实行刑事处罚不属于社会权利范围。然而，根据一项特殊条款，在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犯有“严重侵犯人权”罪行者，被剥夺享受抚恤金的权利。在这个问题上德国司法公然实行双重标准，其要害是司法的政治右倾化。另一个引起德国舆论关注的是某些右翼史学家将希特勒统治与斯大林执政进行历史比较，通过“相对化”淡化纳粹暴政的罪恶，它引发了1986年的“历史学家大论战”。东欧巨变和两德统一后，“相对化”的倾向又表现为强调对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历史进行清算。但是，无论是德国司法还是史学界的某些右倾倾向，对德国有关二战史观的讨论都没有产生根本的影响。至于极右势力，如新纳粹组织及其活动也都在联邦宪法保卫局的严密监控之下。继一些极右组织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而禁止活动之后，自1995年7月以来，已有两名否认纳粹大屠杀的人被判刑。在德国公众舆论中极右势力已成为现实政治中的反面角色，在二战历史问题上的逆流和暗流在德国难以形成气候。德国政府注意维护自身的国际形象，密切关注国际舆论，特别是二战时的受害国、受害民族对德国在二战历史问题上的态度所作出的反应。打击极右势力、坚持正确的二战史观，是德国推行全球化外交时取信于国际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一点很值得自以为爱面子的日本人借鉴。
    【参考文献】
    1、姜维久：“日本与德国战后赔偿比较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京）》1995年第9期
    2、郭梁：“日本的二战史观剖析”，《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4期
    3、董群：“战后日本的军国主义浊流”，《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1期
    4、赫尔曼·格拉塞尔：“1945：从纳粹暴力统治下的解放”，《来自政治与当代史》1995年第1/2期，德文版
    5、马丁·格赖芬哈根、聚尔维娅·格赖芬哈根：《艰难的祖国》，统一的德国的政治文化，慕尼黑，1993，德文版
    6、伊丽莎白·内勒-诺伊曼，蕾娜特·克歇尔（出版者）：《阿伦斯巴赫1984-1992民意调查年鉴》，慕尼黑，1993，德文版
    7、戈登·阿·克雷格：《关于德国人》，慕尼黑，1982年，德译本
    8、沟口雄三：“‘小日本’与二十一世纪”，《中国研究月刊》1996年1月号
    9、山根幸夫：“我的战后日本观”，《中国研究月刊》1996年1月号^NU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