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伦人和埃及人等上古东方民族对西历的形成有过非凡的贡献。
    公元前4000年前后即定居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的巴比伦人及苏美尔人，是重视农耕的民族。早在公元前2700年前后，他们使用阴历，依照朔、上弦、望、下弦这四个主要的月相定制，确立了含12个朔望月的记年系统。他们用设置闺月的方法，使大约为354日的太阴年同太阳年或季节年保持一致。这是一种兼顾朔望月和回归年的阴阳合历的历法准则。巴比伦人同埃及人一样，还把年划分为星期，每星期7天，并规定其中一天为休息日。毋庸置疑，巴比伦历在当时是相当科学的，它对周围地区特别是犹太人的历法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人们知道，活动于公元前432年前后的雅典天文学家默东（Met n）发明的纪年法包括一种为期19个太阳年的周期，其中含235个太阴月或朔望月；经过这一周期，月相又重现于太阳年或季节年的同一日子。运用默东周（Metonic cycle）的闺年周期，会增加历法的精确度。法国学者米歇尔·穆尔推断，巴比伦人早在公元前9世纪就已发现这个规则的周期，并据以改历。修正后的巴比伦历19个太阴年含228个太阴月，只须在19年的期间内插入7个太阴的闺月即可使阴阳二历大体相一致[（1）]。也有西方学者认为，巴比伦人大约从公元前380年起才使用这种类似默东周的闺月周期，使每年的一月一日保持在春季开始前后[（2）]。若从此说，巴比伦人是在默东周发现约半个世纪--期间至少存在过两个这样的周期--后改历的。无论如何，上古东西方民族通过移民、商贸和征战而改善历法，应属不争的事实。再者，西方有学者指出：希腊的阴历原本出自巴比伦历[（3）]。
    约公元前1300年，希腊有了太阴月和观象授时方法。希腊历形成于公元前8世纪前后，在城邦分治年代，实际上系指诸城各行其是地使用的几种历法。例如标明年份，雅典是依照执政官（Archon,ontis）的任期，斯巴达根据首席监察官（Ephorus）的名字，阿尔戈斯则采用神话里宙斯之妻赫拉的女祭司的名字。各种希腊历的月份名称和岁首的时间互不相同，比方雅典历将岁首置于夏至后的第一个新月。各种历的制定者均按阴阳历的法则，力图使12个月相周期的太阴年和太阳年结合起来，一般的作法是在每8个太阳年中插入3个闺月。尽管各种希腊历在纪年上难以统一，但依照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届别多少可弥补纪年的缺陷。据传从公元前776年到公元393年的千余年中，恪守传统的希腊人保持了每4年举办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惯例。史载希腊历以4年为一个周期，即与此相关。马其顿王国征服波斯后，希腊人曾在东方推广使用希腊历。随着希腊城邦的衰落，重修和统一地中海世界历法的使命历史地落到了强大的罗马帝国身上。
    最早的罗马历为阴历，曾受希腊历的影响[（4）]，相传是由罗马城的建立者罗慕路斯（Romulus）在公元前738年制定的。罗马人常运用十进法，于历法亦不例外。罗马历按太阴月份计时，起初以10个月为1期，称为annus即1“年”之意；1个annus只含304日，其余的61.25日被略去；后来，1个annus增至355日。罗马历的一年始于早春的一月，该月（实应为三月，余类推）是唯一以神即战神Martius之名命名的月份，随后3个月由农作物生长期所具的特征得名：Aprilis（发芽），Maius（滋长），Junius（茂盛）；五至十月则依照它们的时序分别称作Quintilis,Sextilis,September,October,November,December.N.庞培主政时，罗马历增加Januarius（始业--看来意味着仲冬休息季节后农事周而复始）系十一月和Februarius（扫除--似乎表示着洒扫庭除以辞旧迎新）即十二月。上述各月互相衔接，又轮番更迭。后来增加月份时，Januarius和Februarius被改为代表一月和二月，置于原是一月现为三月的Martius之前，于是变成包括12个月的历法。它每年有4个31日的月即一、三、五、八月和7个29日的月；此外，三年的十二月各为28日，第四年的十二月为29日；每两年大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宣布添加1个闺月，含20余日，准确天数由他规定，以与太阳年基本上吻合。1个月分4个星期。星期是没有天文依据的人为划分时间的单位，有伸缩性地含7日或8日，每个星期的市集安排在它的开始日。到公历纪元前后罗马历已变得相当混乱，局面往往还由于政治原因而加剧，比如为了缩短或延长执政者的任期，祭司们竟然任意改历。后世法国著名哲学家伏尔泰有感于此而戏言：“罗马人常打胜仗，但不知是哪一天打的”。此种状况终于迫使帝国统治者着手改历，将新历定成阳历而非阴历。而人类文明史上第一部以365日为1年的阳历，正是埃及人制定的。古老的埃及历为儒略·凯撒修改罗马历提供了现成的范例。
    与上古多数以农耕为主的民族相同，埃及人约公元前4000多年前已有历法[（5）]，也采用阴历，主要据以确定各个宗教节日。依照考古学家在墓地和神庙获得的类似“星位图”的记录推断，埃及人早在新王国时代（约公元前1567～1085年）已有关于天体运行的丰富知识，确认过40多个星座的存在。其中包括他们用自己神话里的女神索蒂斯命名的那颗星。索蒂斯星，就是后世欧洲学者所称的天狼星（Sirius）。埃及天文学家的突出成就在于很早就观察到“索蒂斯星的偕日升”，即在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至孟菲斯一线的纬度上，索蒂斯星是和太阳同时升起的。而孟菲斯一带，尼罗河每隔365天重复泛滥一次，这个周期同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约365.25日相当接近。至于埃及学者何时、何故把尼罗河的泛滥与太阳和索蒂斯星同时升起于地平线这两件事联系起来研究，尚难判断。但已知的是，他们随后改进了自己的历法。埃及当局将1年划成12个月，每月30天，4个月为1季，多出的5个整日定作“闺日”。实际上，这已是一部误差很小的阳历，无疑系古代最先进最科学的历法，它曾经在包括希腊和罗马在内的地中海沿岸地域广泛使用。
    公元前46年，儒略·凯撒（Caius Julius Caesar）听从埃及天文学家索西琴尼的建议，修改早就陷入混沌的罗马历。新历以这位最高执政官的名字命名，称儒略历（Julian calendar）（又译作尤利乌斯历）。它把太阳年的长度取为365.25日，只比回归年长11分14秒，精确度较诸埃及历有所提高。全年分12个月，除二月外每月含30或31日，双月为小，单月为大，只有二月平年含29日，每个第四年份（闺年，366日）的二月则含30日。新历的月份名称基本上沿袭旧制，凯撒出生的月份Quintilis换成他的名字Julius，为七月；后来，为了纪念凯撒的伟大继承者皇帝渥大维（C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 Augustus）的政绩，从二月减去1天加到七月随后的八月，连八月的名称也改为Augustus，这个双月于是成为含31日的大月。客观地看，凯撒凭借蓝本埃及历修改罗马历，此举本身是不困难的。然而，新的历法确定于罗马的鼎盛年代，得以在地中海帝国统治下的广阔疆域强制推行，其结果是儒略历实施的地区及产生的影响远非自己脱胎的埃及历所能比拟。单以月份的名称为例，拉丁文月名被近乎完整地移植到诸如西班牙语enero,febrero,marzo,abril,mayo,junio,julio,agosto,septiembre,octubre,noviembre,diciembre;德语Januar,Februar,Mrz,April,Mai,Juni,Juli,August,September,Oktober,November,Dezember;法语janvier,février,mars,avril,mai,juin,juillet,aot,septembre,octobre,novembre,décembre等语言中；人们熟知，英、俄语里相应月名的“借词”亦然。中世纪欧洲僧、俗大封建主长年的“十字军东征”以及列强始于近代初年的移民活动、传教事业和殖民主义侵略，更是将这种西方历法的推行扩及非洲、北美、“拉丁”美洲、亚洲、大洋洲的辽阔地域，使它成为一种世界上任何其他并存的历法就实施范围而言难以与之相争的所谓公历。埃及人用太阳、月球和他们所知的五大行星为星期各日命名的作法，亦被罗马人采纳。公元321年，康斯坦丁大帝将7日的星期制引入儒略历，并把太阳日（日曜日Sunday）定为星期的第一日，其次为月球日（月曜日Moon‘sday）、火星日（火曜日Mars’sday）、水星日（水曜日Mercury‘sday）、木星日（木曜日Jupiter’sday）、金星日（金曜日Venus‘day）和土星日（土曜日Saturn’sday）。其时，起初被斥为异教而受到压制的基督教已在地中海世界传播，信徒日增。公元313年，帝国颁布容忍该教的米兰敕令。康斯坦丁本人亦成为皈依基督教的第一位皇帝。大帝在排斥其他宗教的同时公开采取扶植、庇护基督教的立场和措施，比如规定太阳日（即现今的星期日）是休息和作“礼拜”的日子。于是，儒略历逐步受到基督教影响的渗透。公元325年，正是在基督教第一次“普世”会议尼西亚（Nicaea）会议期间，各教会在“复活节”的确定上有歧见，对儒略历作过细微的调整。此次会议后，罗马帝国同基督教会政教合流的趋势更明显，后者在诸多领域的权威性得以强化。4世纪末狄奥多西一世治下，基督教被定为国教，罗马教会作出的决定尤其在中、西欧遂有普遍的“合法性”。基督教的色彩加之于儒略历，在东、西教会分裂（1054年）之前及以后均有反映。525年，教会法学者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Exiguus，约500～约560年）应教皇约翰一世的要求重编教会年历表。他抛弃先前按埃及习俗以罗马皇帝戴克里先登位为纪元的惯例，修改亚历山大牧首狄奥菲鲁所编的95年周期表，而把自己不无争议地推算出的基督生年确定在罗马建城的第754年，并以此作为重修的纪元的元年。6世纪，欧洲为主的基督教化地域内有人已开始把耶稣基督诞生之年（其实，世人至今对此尚难确断）定为“世界”纪元的元年，以A.D.（Anno Domini的缩写，意为“主的生年”或“主的年代）表示。这种西方纪元甚至被称作基督纪元（Christian Era）。在儒略历的历书（almanach）里，诸如降临节（Adent）、圣诞节（Christmas）、主显节（Epiphany）、复活节（Easter）、升天节（Ascension）、圣灵降临节（Pentecost）、诸圣日（All Saints‘Day）、圣母进殿节（Presentation of Mary）、感恩节（Thanksgiving Day）等宗教节日[（6）]的确定，加上众多”圣徒“的生辰忌日也常列入历书中，更令儒略历的宗教成分大增。
    由于1个太阳年含365日5时48分46秒，实施儒略历导致的误差使历上季节的日期几乎以每100年1日的速率后移。至16世纪下半叶，后移的日数已累积达14日，因而对该历的修正变得迫切起来。1582年，罗马教皇格列高里十三世（Gre goriusⅩⅢ）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天文学家--人们不能忘记，他们中不少人曾惨遭教会迫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改进儒略历。1582年2月24日，格列高里十三世下达教皇谕旨（Intergravissimas），命令把1582年10月4日以后的日期提前10日，即紧接的日子是10月15日；规定除了正好能被400除尽的世纪年（如1600、2000、2400）外，其他的世纪年（如100、200、1800）均不置闺。应当说，新历的科学性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它可确保两万年内误差不超过1日的精确度。但是，由罗马教廷改历一事本身表明西历的基督教色彩已非常浓重。像10余个世纪前修改后的罗马历要以世俗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儒略·凯撒之名命名一样，新历被冠以自命为”精神世界最高主宰“的罗马教皇之名，称格列高里历。此时，宗教改革的浪潮正席卷中欧、西欧和西北欧各国。是否推行新历成了改革和反改革两大阵营的矛盾和区别之一。格列高里历在公布的一年内就被维护教廷权威，抵制”异端邪说“的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以及德意志天主教诸邦采纳。而改革宗教的德意志新教诸邦于1699年，英国及其殖民地于1753年，瑞典于1753年才先后实施该历。至于俄罗斯、希腊等崇奉正教的东欧基督教国家，随后的几个世纪内则仍使用儒略历，在日期上它比格列高里历迟13天。人们熟知，这就是发生于公历1917年11月7日、”俄历“（实为儒略历）10月25日的俄国革命称为十月革命的原因。十月革命后，苏俄始于1918年推行公历。
    1789年，法国爆发了震撼旧大陆的资产阶级革命，它直接引发过一场激进的非基督教化运动（La déchristianisation）。这场运动中产生的共和历（Le calendrier républicain），在西历演进中曾留下初看颇带戏剧性且具突出的本民族特征，其实不乏纠偏匡正深刻涵义的反传统的时代印痕。毕生研究法国革命史的著名学者奥拉尔（Francois-Alphonse Aulard,1849～1928）认为：革命历的采用是大革命最富于反基督教色彩的措施[（7）]。
    1793年11月24日，法国国民公会颁布法令废除格列高里历，代之以共和历。新的纪元以法兰西1792年9月22日宣布共和为标志，共和元年肇始，每年9月22日定为一年的第一日。共和历每年分12个月，每月30天，分3旬；另加5或6个补足日，作为劳苦民众的节日”无套裤汉日“。摈弃以日月星辰命名星期各日的作法，采用单纯表明顺序的下述10词依次计1旬的各日：primidi,duodi,tridi,quartidi,quintidi,sextidi,septidi,octidi,nonidi,décadi.星期被取消，每旬的第10日（décadi）为用于休息的旬末节，代替礼拜天。共和历的制定者显然受到罗马历用农作物生长期所具特征命名月份的作法的启示，并加以丰富，把12个月份的名称依次定为vendémiaire（葡月）、brumaire（雾月）、frimaire（霜月）、nivse（雪月）、pluvise（雨月）、ventse（风月）、germinal（芽月）、floréal（花月）、prairial（牧月）、messidor（获月）、thermidor（热月）、和fructidor（果月）。处于有10余个世纪基督教化历史的欧洲，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掀起的非基督教化运动转瞬间即以复归传统的宗教而告终，伴随运动问世的共和历自然也是昙花一现。拿破仑一世宣布从1806年1月1日起废除共和历，恢复推行格列高里历。值得一提的是，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期间曾再度实施共和历。
    中国与外域在历法上素来互有参照和借鉴。著名学者方豪客观地指出：“我国古代之天文学，有为我国自己所发现，而与其他民族不谋而合者；有与其他民族确有相互交流者，……如中国古历以十九年之章及七十六年之蔀为骨干，而此两种周期之存在，亦见于西方，且西方发现时期亦相等于我国战国时代，此殆不谋而合者。（巴比伦始用十九年章法，在公元前三八三年；雅典在公元前四三二年）若必谓由中国西传，或自西东渐，皆非短时期所能到达，亦无痕迹可寻也”[（8）]。比如印度的天文历算典籍，隋代在华译介已达7种60卷之多。从唐朝麟德历的颁行（麟德二年，665年）可知，其时中国和印度的两种历法曾参合使用。元代设天文台和回回天文台，世祖一度颁行波斯人扎马鲁丁至元四年（1267年）制定的万年历，伊斯兰教民族的天文、历法作为单独的系统而备受倚重。自明，西历入传中华加速。万历二十八年，利玛窦进京贡方物，其疏有云：“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制器观象，考验日晷，并与中国古法吻合。倘蒙皇上不弃疏微，令臣得尽其愚，披露于至尊之前，斯又区区之大愿”[（9）]。明清治下，继利氏之后，欧洲诸邦耶稣会修士如西班牙人庞迪我（Didacus de Pantaja,1571～1618），意大利人熊三拔（Sebastianus deUrsis,1575～1620）、罗雅各（号味韶）（外文名等不详）和闵明我（Philippe MarieGrimaldi,1639～1712），德国人邓玉函（Jean Terrenz,1576～1630）和汤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1623～1688），葡萄牙人徐日升（Thomas Pereira,1645～1708），法国人傅圣泽（Jean Francois Foucquet,1663～1740）和蒋友仁（Michel Benoist,1715～1774）等在华传授西方天文、仪器及历法，修正、编制历书，功不可没。由明至清，我国学者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于此亦奉献至伟；随后张养默、金声、王应遴、邬明著、陈于阶、程廷瑞、孙嗣烈、孟履吉诸人，皆建树良多。从1912年起，中华民国采用西历，并定该年为民国元年；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使用公元纪年法，正式将阳历一月一日定为元旦。在中国的阳历历书上，陆续出现各种世界性和民族性纪念日或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