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考古发掘资料已经告诉我们，商城及附近的白家庄期的遗址、墓葬和夯土建筑基址，以及三处青铜器窖藏坑等，与小双桥遗址遗存的时间，应该是相同的，而且具有互补性质。这些遗存的精彩程度和重要性，也大致相若。理所当然，仲丁的隞都，也应该将两者都包括在内，如两者都有象牙器和青铜簪等出土，而以白家庄墓葬中出的更为精美。两者在青铜器上装饰的饕餮纹图案也是相同的。同时我们有理由认为，白家庄墓地C8M2、C8M3、C8M7的墓主，生前无疑都是生活和居住在商城内的奴隶主贵族。并且在商城内的东北部，也已经发现有属于商文化白家庄期的大型夯土宫殿基址。所以笔者将商城及附近，包括小双桥遗址在内的白家庄遗存，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分析和研究，是有客观存在的事实为依据的。特别令人吃惊的是在商城外侧与外城墙的内侧之间，连续发现三处青铜器窖藏坑〔6〕。一是1974年在商城西城墙北段外侧约160米的张寨南街、发现一处窖藏坑，出土大铜方鼎2件、铜鬲1件，共3件。两鼎东西并列，口沿平齐，端正地放在一起。铜鬲放在二号鼎内。二是1982年在商城东南城角的外侧约54米处，即在向阳回民食品厂发现一处窖藏坑，出土大铜方鼎2件、大圆鼎1件、扁足圆鼎2件、牛首尊2件、羊首斝1件、卣1件、觚2件、盂1件、盘1件，共13件。三是1996年在商城西墙外南段的南顺城街发现一处窖藏坑，出土大铜方鼎4件、翠2件、爵2件、簋1件、戈2件、锚1件，共12件。在以上这三个青铜器窖藏坑内，都埋藏有铜方鼎，体积有大有小，有轻有重，似具有列鼎性质，铸造技术和花纹也大致相同，再从坑内发现的陶器等遗物作分析，说明这三个窖藏坑发生的时间相隔不远，应皆为白家庄期。
    关于这三处坑的性质，有人认为是祭祀坑〔7〕，笔者则认为是窖藏坑。理由有三点：一、从这三处窖藏坑的位置皆在商城外侧的54-160米之间，又都处在商城外城墙的内侧，说明这些青铜重器都是居住在城墙内的商王朝统治者所有的。因为遇到紧急情况，无法将其带走而就近择地埋藏的。二、在这三处窖藏坑内，都只埋藏青铜器，而没有其它祭祀坑中常见伴随有人或牲畜同埋的现象。三、从这三坑中很明显可以看出，所埋藏青铜器的数目，各不相同，器类差别也很明显，看不出有什么规律性和组合性，显然像是临时性和偶然性所为，不像是事先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而且像戈、钺等器，是否适合作大型祭祀之用，也很难说。至于窖藏坑挖得是否规整，器物放置是否整齐，是不能作为判别它们用途性质的标准的。从已经公布的我国历史上发现的窖藏坑来看，一般都挖有方形、圆形等很规整的土坑的。特别像商城外侧发现的三处窖藏坑，所埋藏的都是王室重器国宝，不管遇到再紧急的情况，埋藏前必定经过慎重考虑，作出适当处理安排的。至于大器内套装小器，也不足为怪，同样的例子很多，现举一例说明。1973年5月在陕西长安县西王村发现一个周代铜器窖藏坑，这是一个直径约1.2米的圆形坑，坑内有两件铜器、一鼎、一盂，两器都倒置，盂套在鼎内〔8〕。何况目前认定这三坑作为祭把坑的直接证据也很不充分，如未发现祭祀时留下的有关痕迹，以及出于什么原因在商城外侧（外城墙内侧）发生如此频繁的大型祭祀？祭祀的对象和目的是什么？也不清楚。笔者认为，要寻找正确的答案，还得依靠文献记载，如在《古本竹书纪年》上就有记载：“河亶甲整即位，自嚣迁于相”，“征蓝夷，再征班方”。河亶甲由于征蓝夷、征班方的原因，将王都从嚣（笔者按：即隞）迁相时，无法将这批国宝重器带走，故就地将其埋藏。这段文献记载的历史年代，与考古资料属商文化白家庄期的时间，两者恰是符合的。
    关于白家庄期在商文化所处的时间，有的学者将它划归为二里岗上层一期，有的学者将它划归为二里岗上层二期，意见并不一致，可见要将二里岗上层细分为二期，划分清楚，并非易事。笔者认为，白家庄期属于二里岗上层的较晚阶段，即二里岗上层二期。这是商城作为王都的下限时间，是我们认定商城是隞都的依据之一。但是，其上限时间，可能要早到二里岗上层一期。需要指出的是《今本竹书纪年》记载的所谓仲丁、外壬二王在位不足20年之数，并不可信。因为在《古本竹书纪年》等书中并未记载二王在位年数。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里面，也只有诸王世系，而无仲丁、外壬和河亶甲三王在位的具体年代。加之，河亶甲即位之后，何年从隞迁相，史书上也无明确记载。又据《史记·殷本纪》上说：“河亶甲时，殷复衰”。恰在此时，郑州发现三处重要的商代青铜器窖藏坑，两相对照，情况是相符合的。史实说明，河亶甲时，因为国势衰弱，遭到蓝夷势力的入侵，为征讨蓝夷，才将王都从隞迁居到相的。而这三处白家庄期青铜器窖藏坑发生的时间，也正与之相合。
    众所周知，我国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并没有确切的纪年。既然商王朝究竟有多少年，都没有一个具体可靠的确数，在这种情况下，要弄清楚仲丁、外壬和河亶甲三王在位的具体年数，是不可能的。现在有人却十分强调这一点，其实大可不必。因为商王朝的总年数，在史书记载中尚不统一。如《左传·宣公三年》说：“鼎迁于商，载祀六百。”《汉书·律历志下》说：“凡殷世继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岁。”《孟子·尽心下》说：“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古本竹书纪年》说：“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诸说之间相差100余年。再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目前用物质文化来分期，也尚未能达到几年或一二十年划分为一期的精确程度，故以商文化白家庄期来代表仲丁至河亶甲迁相以前的隞都的物质文化，大体上是不会有大错的。事实上，郑州商文化在白家庄期之后，是人民公园期，而人民公园期的时代，大体上已经能够与安阳殷墟晚商文化的早段相连接了，所以不能将白家庄期的绝对年代提得太早，这在学者们之间已经取得共识，我们从在商城内，已经发现有属于白家庄期的宫殿建筑基址。在商城内宫殿区的一条壕沟内发现有100多个带锯痕的头骨。在商城之外，发现有白家庄期人殉墓，以及三处大型青铜器窖藏坑等重要遗迹。遗物方面，在商城内外，出土有十分珍贵的甲骨文字、朱书文字、铜器铭文、陶文、以及铜、陶、玉、石、骨器，玛瑙环、金箔、绿松石、原始青瓷器、海贝、象牙梳、象牙觚等遗物。加上1990年在小双桥遗址发现的高台夯土建筑基址、祭祀坑和青铜建筑装饰构件，以及石磬，青铜簪、象牙筒形器、原始瓷器、鲸鱼骨片和卜骨等重要的遗存，材料就更加丰富。特别如象牙梳、象牙觚，最初皆出土在山东的大汶口文化的晚段。鲸鱼骨片、海贝等产在海洋之中，地处中原腹地的郑州东距海洋千里，能够有以上这些东西的出现，恰可说明，仲丁都隞期间，曾经东征蓝夷。这些物品，很可能是通过战争掠夺或进贡抑或交换得来的。这样，文献记载与考古实物资料可以互相得到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