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以上所列举的十分珍贵和丰富多彩的实物遗存，在郑州二里岗期下层，却很少见到，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也是研究者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难道是受当时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物质文化水平达不到的原因吗？肯定不是的。因为在时间上早于它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遗存（即夏桀都斟）里，已发现有大型夯土宫殿基址，大中型墓葬，以及出土有玉刀、玉钺、玉璜、玉璋、玉柄形器、石磬、铜铃、铜锛、铜凿、铜刀、铜镞、铜镶嵌绿松石圆形器、铜镶嵌绿松石盾牌形器等遗物。所以，从考古资料方面来看，郑州商城决不会是“汤始居亳”的亳都。同时笔者在这里顺便来探讨一下，商王朝在郑州大规模修筑商城的原因与历史背景：从考古方面来看，郑州商城的始建年代，比偃师商城为晚。从文献记载来看，夏王朝从开国到桀灭亡漫长的五六百年时间当中，东夷族始终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夏初东夷族的首领如皋陶、伯益曾协助禹治理洪水。以后羿和寒浞篡夺政权代夏，中间东夷族的势力，或叛或服，一直到夏桀时，“九夷之师不起”，桀乃灭亡。商汤灭夏桀建立起商王朝以后，东夷族也是商王朝在东方的一支劲敌，或叛或服。商汤灭掉夏桀，在桀都斟（即偃师二里头遗址）之东约6公里处建立新都西亳（即偃师尸乡沟商城）。这样做虽然贴近了原夏王朝统治中心，便于新王朝统治，但从对付东方的夷人势力来说，则新都的位置又偏西一些。因此，为了对付东夷族的入侵，商王朝选择在王都东边约100公里的郑州，建立起一处军事城堡护卫王都，对付东夷族的入侵。对此，我们从郑州商城的东南和西南面建立有外城墙的情况，可以得到某些启示。从商城的地貌来看，东、北两面，地势比较低洼，当时处干沼泽地带，自然形成防御屏障。而西、南两面因地势较高，故需要修筑外城墙来加强防御措施。而这个需要设防的主要敌人，应该就是东夷族。商王朝在郑州经营多年，直到具有一定规模以后仲丁即位。为了避开内乱，同时便于征伐东夷，从西亳迁到郑州去。因为郑州西北有敖山，故仲丁之都名隞。此即为郑州商城始建于二里岗期下层晚段、而仲丁都隞的时间是在白家庄期、上限可能要早到二里岗上层一期的原因所在与历史背景。
    郑州作为商汤始居之亳说，问题尚多，详细情况，笔者已有专文论述〔9〕，此处从略。不过有一点需要在这里强调提出的是，郑州集中出土战国陶豆上拍印“亳”字陶文之处，也正是有商代白家庄期文化遗存分布的所在地。因此，这一情况似乎已经给我们一种启示，东周管城内商代后人祭祀祖先的“亳社”就在这里。众所周知，陶豆是种食器，同时也是一种祭器，《尔雅·释器》：“木豆谓之豆”。郭璞注曰：“豆，礼器也。”田野考古发掘在战国墓葬中，普遍发现以鼎、豆、壶作祭器随葬，即可得到证实。因此，郑州商城内出土战国时期的“亳”字陶文，只能解释为殷代后人在管城内为祭祀祖先而设立“亳社”之“亳”，与商汤始居之亳，是不相干的。同时，亳又是商代王都的一种通称，仲丁所迁之隞都，也可以通称为亳。
    目前有人认为郑州商城是商汤始居之亳，郑州北郊的小双桥遗址是仲丁所迁的隞都〔10〕，即郑州两为商都，这一看法值得商讨。众所周知，国王迁都是国家的一件大事，迁都必有重要原因，必须经过慎重选择。从仲丁迁都来说，原因有二：一是避开内部争夺王位的矛盾，如《史记·殷本纪》所载：“自仲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二是便于征伐蓝夷，如《古本竹书纪年》载：“仲丁即位，元年，自亳迁于嚣”，“征于蓝夷”。蓝夷是东夷族的一支，约在今鲁南苏北一带。所以，仲丁只能将王都从西边的偃师商城往东迁到郑州去，而不可能从郑州商城迁向与东夷相反方向，位处郑州西北面，相距只有20公里的小双桥去。再从小双桥遗址的地理位置、文化内涵等各方面来看，都不足以具备作为王都的条件。商王朝建国以后共有五次迁都，即汤居亳，仲丁迁隞，河亶甲迁相，祖乙迁邢，南庚迁奄，盘庚迁殷。撇开仲丁迁隞先不说，其它各次迁都，每次迁都皆超过百里以上。由上推知，仲丁迁隞也不会例外。从商王的各次迁都，也反映出商夷之间势力的盛衰消长情况。
    笔者认为，郑州商城及附近，包括小双桥遗址在内，都是隞都的范围，除有以上考古资料可以得到证实外，在文献方面也是有记载的。如《诗经·车攻篇》记载：“东有甫草，驾言行狩。之子于苗，选徒嚣嚣，建旐设旄，搏兽于敖。……”甫草即甫田之草，圃田在今郑州市东郊，把甫草和敖并列在诗内，证明甫田与敖距离相近。另据《郑县志》记载：在城东约2.5公里有“城湖”，在城东约10公里有“梁子湖”，在城东约6.5公里有“螺蛳湖”等。以上记载，与诗经上所说的在郑州东边有大片甫草的情况相符。由此可以证明，郑州商城及附近，包括小双桥遗址在内，都属于隞都的范围之内，而作为隞都的中心，是在郑州商城及附近，小双桥遗址只是一处商代仲丁、外壬、河亶甲都隞时期的王室的祭祀场所或郊区城镇。
    注释：
    〔1〕〔4〕河南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白家庄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期；河南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市白家庄商代墓葬发掘简报》，载《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0期。
    〔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小双桥遗址的调查与试掘》，《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郑州小双桥遗址发掘获重大成果》，载《中国文物报》1995年8月13日；《’95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载《光明日报》1996年3月26日第5版。
    〔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5〕蔡凤书：《初论岳石文化》，载《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
    〔6〕河南省博物馆：《郑州新出土的商代前期大铜鼎》，载《文物》1975年第6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郑州新发现商代窖藏青铜器》，载《文物》1983年第3期；《商代王室重器在郑州重见天日》，载《中国文物报》1996年4月21日头版。
    〔7〕安金槐：《关于郑州商代青铜器窖藏坑性质的探讨》，载《华夏考古》1989年第2期。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56页。
    〔9〕方酉生：《郑州商城再探讨》，载《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10〕陈旭：《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的年代和性质》，载《中原文物》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