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干预和影响弱小民族和弱小国家的独立与发展，这是在巴尔干乃至整个东欧地区历史上普遍存在的问题。本文拟就塞尔维亚民族独立进程的三个重要环节（1804-1813年和1815-1816年的两次起义；1830年的自治；1878年的独立）中的塞尔维亚与欧洲大国的关系，阐述19世纪的大国外交对塞尔维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探究东南欧弱小民族在复杂的大国外交中追求独立的某些带有规律性的共同特点。
    一、19世纪初塞尔维亚的两次民族起义和大国外交
    塞尔维亚地处巴尔干半岛中部，是通往亚德里亚海和地中海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欧洲国家多次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都是在塞尔维亚土地上进行。如1683-1699年“神圣同盟”对土耳其的战争，1716-1718年、1737-1739年、1787-1791年的三次俄奥对土战争。塞尔维亚人民在战争的岁月里锤炼成了骁勇善战的民族性格，积累了作战经验，为后来的民族解放运动打下了基础。
    18世纪下半叶东方问题出现以后，塞尔维亚更成为欧洲大国争夺的重点。东方问题，按马克思的说法就是对“土耳其怎么办”[1] 的问题，也即“填补由于土耳其帝国在欧洲的退却所造成的真空的问题”。[2]军事封建的奥斯曼帝国经过15和16世纪的鼎盛时期以后， 在苏里曼一世（1520-1566）去世后逐渐走向衰落，欧洲列强迫不及待地谋求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巴尔干是列强争夺焦点，也是东方问题的核心。
    参与东方问题角逐的有俄、奥、英、法等国，而以俄国的出台为最早。俄国自彼得大帝以来，一直企图侵占巴尔干和黑海两海峡，在列强中野心最大。通过1768-1774年的俄土战争和库楚克-凯纳尔吉条约，俄国第一次获得了对巴尔干基督教徒的“保护权”。自此，俄国就打着“保护”基督教兄弟的旗号干预土耳其内政。俄国争夺巴尔干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奥地利。奥地利毗邻巴尔干，并且与这一地区有着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对巴尔干早就有领土野心。在争夺奥斯曼帝国领土上，俄奥两国的利益是水火不相容的。奥地利特别担心俄国确立在巴尔干地区的优势，控制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海峡地区，将危及奥地利南侧的安全。再者，奥地利境内还有许多斯拉夫人，俄国势力在巴尔干的任何加强对奥地利都是不利的。1797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威胁到巴尔干的安全，法国成了俄奥在巴尔干强有力的竞争者。拿破仑在欧洲的纵横捭阖，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也影响了塞尔维亚与大国的关系。19世纪初塞尔维亚的第一次民族起义就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爆发的。
    塞尔维亚民族在中世纪建立过强大的独立国家，有着自己丰富的民族文化。在1389年的科索沃战役中惨败于土耳其，1459年初土耳其灭亡，沦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摆脱残暴的军事封建统治，恢复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独立，成为每一代塞尔维亚人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的共同愿望。
    1804年2月，土耳其近卫步兵首领“达希亚”大肆逮捕和屠杀塞尔维亚秘密组织领导人“克奈兹”的暴行，点燃了塞尔维亚民族起义的战火。起义的领导者是卡拉乔尔杰·佩特罗维奇（1768-1817），他是1787-1791年奥土战争中塞尔维亚志愿军的军官，农民商贩出身。起义的初衷是反抗近卫步兵的暴政，起义的中心是贝尔格莱德、舒马迪亚、鲁德尼克、克拉古耶瓦茨等“纳希”[3]。随着起义范围的扩大和战场上的胜利，起义逐渐转变为争取政治自治的解放战争。前南斯拉夫史学家彼得罗维奇认为：“从起义一开始，许多塞尔维亚人就为一种希望所驱使，这种希望就是卡拉乔尔杰所说的‘摆脱自科索沃以来套在塞尔维亚人头上的枷锁’”[4]。由于当时欧洲各国君主面临拿破仑的战争威胁，塞尔维亚的起义没有象后来的希腊起义那样成为国际问题中的头等大事，但也同样引起了俄、奥、法等国的密切注视。
    卡拉乔尔杰深知塞尔维亚这样的弱小民族，要争取民族独立，若没有大国的支持，是很难实现的。起义开始后，卡拉乔尔杰就向俄奥两国求援。由于忙于对付拿破仑，俄奥两大国都没有作出积极反应，只是秘密地给起义者以金钱和武器。尽管得不到大国的积极支持。塞尔维亚人民仍依靠自己的力量，艰苦奋战。到1806年初，起义军顺利占领了大部分领土，起义取得了很大胜利。
    1805年底，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塞尔维亚的变化。这年12月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大败俄奥联军，奥地利退出战争。此时俄国处境很遭，不仅孤军对抗拿破仑，与土耳其关系也由于拿破仑挑唆而日益恶化。为了与拿破仑争夺巴尔干，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授意秘密会议成员查尔托雷斯基制定计划，企图在巴尔干建立一些受俄国“保护”的小邦，作为防止拿破仑向东南欧推进的屏障。[5] 支持塞尔维亚起义成为实现这一计划的重点。
    1806年夏，起义军重挫土耳其驻军，并于同年12月占领了贝尔格莱德地区。面临一触即发的俄土战争，土耳其政府急欲国内和平，希望尽快和已取得军事胜利的塞尔维亚人达成和平协议，并阻止塞俄联盟。而俄国则鼓励塞尔维亚人继续对土作战，因为起义军控制的地区正是俄国的防卫空白，还可以防止拿破仑从达尔马提亚的进攻。一边是俄国的支持，一边是土耳其当局的让步，“塞尔维亚人处于最佳的讨价还价的位置”[6]。土耳其政府接受了塞尔维亚谈判代表佩塔尔·伊奇科提出的条件，即近卫步兵等不受欢迎的土耳其人离开贝尔格莱德帕夏辖区，塞尔维亚享有某种自治权，明确规定国库税收等。12月塞土的双方准备签订伊奇科和约，看来起义将以塞尔维亚获得自治权而结束。然而12月底俄土战争的爆发改变了起义的进程。
    俄土战争爆发后，卡拉乔尔杰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与俄国全面合作，1807年7月俄塞签订了泡鲁奇协议，协议内容包括塞尔维亚继续与俄国联合对土作战，俄国向塞尔维亚提供金钱、武器、军官、医生等，并帮助东正教兄弟摆脱穆斯林统治，以及由沙皇派遣总督，以沙皇名义任命官员，为塞尔维亚制定宪法，各要塞由俄军进驻。这一协议事实上并未生效，因为亚历山大一世以提尔西特和约全盘否定了这一协议。尽管如此，这一协议毕竟是塞尔维亚起义过程中的转折点。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安诺斯说：“塞尔维亚人拒绝了给予的自治而和俄国结成同盟，使得起义由开始的反抗近卫步兵转变为成熟的独立战争。”[7] 然而，塞尔维亚人对俄国的轻信给民族解放运动带来了不幸。大国外交愚弄了塞尔维亚人，使这次起义遭受失败。
    根据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于1807年7月在提尔西特签订的和约，俄国承担了同土耳其媾和的义务。随后，俄国从塞尔维亚撤军，并于8月24日在斯洛博齐亚和土耳其政府缔结停战协议。这样，塞尔维亚被留下单独面对土耳其人，而土耳其的大军已经从对俄战场上摆脱了出来。提尔西特和约的签订宣告了俄塞同盟的破产。在错综复杂的大国外交中，塞尔维亚这样的弱小民族并不能完全主宰自己的命运。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巴巴拉·杰拉维奇所道：“此时塞尔维亚革命的最后命运依赖于国际事态的发展以及当时在君士坦丁堡的政治斗争。”[8] 而那时塞尔维亚人却蒙在鼓里。俄国对塞尔维亚的援助是从其大国利益出发的。提尔西特和约签订后，俄国已不再需要塞尔维亚，普罗佐罗斯基上将在1809年否认了他的前任米赫尔基上将所应允的给予塞尔维亚人独立的承诺。俄国“解放基督教斯拉夫兄弟”的虚伪嘴脸暴露无遗。
    在依靠俄国的计划失败后，塞尔维亚领导人又转向奥地利。奥地利幸灾乐祸地看到俄塞同盟的失败，开始秘密与卡拉乔尔杰联系。1808年4月，卡拉乔尔杰与斯洛文尼亚的奥地利上将辛布斯成男爵会面。两人达成口头协议：卡氏同意奥地利在给予塞尔维亚自治的条件下合并塞尔维亚，辛布斯成男爵则保证奥地利的保护和援助。奥地利政府还督促辛布斯成男爵把口头协议文字化，并指示他，若贝尔格莱德受到俄国占领的威胁，可以在没得到命令前占领这个城市。[9]可见，奥地利早就想趁俄国之危，借帮助塞尔维亚之名，从中大捞一把。塞奥联盟的消息使罗多菲尼金万分紧张。迫于俄国的压力，奥地利终止了与塞尔维亚的接触。然而，这一段小插曲不仅使俄国不再给予塞尔维亚更多的援助，并且恶化了卡拉乔尔杰和亲俄的起义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可见，大国之间的明争暗斗影响到起义领导层内部的团结。美国史学家乔治斯·卡斯特拉精辟地指出：“个人竞争的背后是俄奥之间的对立”。[10]
    卡拉乔尔杰不仅向俄奥两国求助，也向法国求援。1809年，面临土军的进攻，卡氏派拉德·武契尼奇到法国请求“伟大的拿破仑强有力的保护”。[11]拿破仑担心塞尔维亚获得独立会引起希腊起义及俄国在巴尔干努力的扩大。起义爆发之初，拿破仑就向土耳其政府递交照会，要它注意“允许塞尔维亚暴动继续下去的严重危险，因为这会助长俄国对土耳其的野心。”[12]因此，拿破仑对卡拉乔尔杰的求助不予理睬。正象美国历史学家卡斯特拉所说：“在欧洲的棋盘上，塞尔维亚只是颗微不足道的棋子。”[13]
    外交上的失败，领导层的分裂和军事上的失利，使塞尔维亚革命从危机走向失败。俄法战争的爆发最终导致了起义失败。俄法战争爆发之际，1812年3月28日，俄国抢在法国之前同土耳其缔结了布加勒斯特和约。该条约第八款规定赦免塞尔维亚起义者，并给予内部自治，但必须在各城市接受土耳其的驻军以及同土耳其政府达成关于缴纳一定税款的协议。条约既没有给塞尔维亚独立或自治，也没有提到俄国将保证土耳其履行条约。条约签订时塞尔维亚人一无所知。土耳其拒绝履行条约，趁俄法战争之机，于1813年7月中旬，派军队全面出击。10月3日，占领了贝尔格莱德，卡拉乔尔杰和数千名起义者逃离塞尔维亚，坚持了9年的第一次民族起义失败了。
    1815年4月，塞尔维亚人民再次拿起武器为独立而战。这次起义发生在欧洲大国打败了拿破仑，恢复了欧洲的旧秩序的国际背景下。起义领导人是上次起义的参加者，卡拉乔尔杰的反对者--灵活机智的农民猪商米洛什·奥布廉诺维奇（1780-1860）。起义爆发后，苏丹派波斯尼亚大臣库尔希德帕夏和鲁梅利亚大臣马拉什利帕夏率领两支土耳其军队，夹击塞尔维亚起义军。米洛什立即向俄、奥两国求援。俄国大使在土耳其首都进行外交干涉，要求土耳其停止进攻，建议双方谈判，并以战争相威胁。奥地利首相梅特涅虽然痛恨革命，但为了保持在塞尔维亚的势力，也敦促苏丹让步。米洛什非常机智地利用大国的干预，同土耳其政府谈判。他写信给苏丹的官员，使他们确信“塞尔维亚人对他们的君主的忠诚”，[14]之所以举行起义，只是由于贝尔格莱德大臣苏利曼帕夏过于残暴。苏丹下令停止进攻，并解除了苏利曼帕夏的职务，由马拉什利帕夏接任贝尔格莱德大臣，并同米洛什进行谈判。与此同时，米洛什坚持武装斗争。在几个月时间内，起义军重新解放了塞尔维亚的大部分城市。米洛什并不一味依靠大国的策略是正确的。因为此时欧洲大国已打败了拿破仑，恢复了欧洲旧秩序，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成立的俄、奥、普神圣同盟，其直接目的就是阻止欧洲现状的任何改变，尤其是反对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所以，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希望大国帮助实现民族独立是不可能的。1812年被俄国抛弃的惨痛教训也使米洛什更小心谨慎。
    1815年12月，土耳其政府宣布承认米洛什为塞尔维亚的最高行政长官，在与塞尔维亚达成的协议中还规定，塞尔维亚人将保留自己的武装，组织自己的国民议会，同时帕夏、斯巴希和土耳其的驻军也将继续保留在塞尔维亚，贡税由塞尔维亚领导人征集，定期向君士坦丁堡缴纳。这一协议给予塞尔维亚人的权利并不比1806年的伊奇科和约多，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少，但是协议毕竟使塞尔维亚走上了初步自治的道路。第二次民族起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从两次起义中可以看出：第一，两次起义的成果都是塞尔维亚人民用武装斗争取得的。第二，两次起义都受到了欧洲大国外交的影响。俄国和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争夺阻碍了起义的进程。拿破仑法国咄咄逼人的攻势使俄、奥、英等欧洲大国用全力对付，塞尔维亚起义成为无足轻重的外交筹码。1812年俄法战争的爆发导致了第一次起义的失败。而欧洲联军对拿破仑的胜利使米洛什得以顺利与土耳其政府达成协议，取得民族解放的初步胜利。第三，起义领导者的外交策略是起义成败的关键因素。卡拉乔尔杰把塞尔维亚的命运绑在俄国的战车上，放弃了同苏丹进行谈判的努力，从而丧失了自治的机会。米洛什在外交上表现出远比卡拉乔尔杰灵活和成熟。他深知土耳其惧怕俄国，但也认清俄国“天然保护者”的面目，因此，在打俄国牌时，避免使自己卷入俄国的反土计谋，而是巧妙地利用俄国对土耳其的压力，从土耳其政府手中取得塞尔维亚的自治权利。第一次起义失败的教训使米洛什采取了渐进的而不是鲁莽的急于求成的方式争取民族的自治。两位领导人的这些差异是第一次起义遭受失败和第二次起义取得成功的秘诀。塞尔维亚起义的历史经验给人们以启迪：弱小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的道路布满荆棘，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决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某个大国身上，而是要巧妙地利用大国间的矛盾，开展多边外交，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二、希腊革命中的大国外交与塞尔维亚自治地位的获得
    1821年春的希腊起义使欧洲大国再一次卷入东方问题的漩涡，塞尔维亚问题和多瑙河两公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问题也随之被提上日程。
    希腊起义之初，神圣同盟正在莱巴赫召开会议，讨论镇压西班牙革命和意大利起义的问题。俄国本想利用希腊起义进一步削弱奥斯曼帝国，扩大势力范围，但也担心支持希腊起义会导致神圣同盟的分裂。奥地利惧怕希腊起义会引起本国境内的民族运动，力主镇压，并劝告俄国决不能支持希腊，但1823年英国的插手改变了俄国和奥地利的初衷。英国的考虑是保护东方航路以及和奥斯曼帝国迅速发展的贸易关系，对抗俄国的南下攻势。从对抗俄国的立场出发，英国主张维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对巴尔干的民族解放运动一般持不支持态度。但由于希腊在英国东方航路中的重要作用，1821年的希腊起义得到英法两国公众的同情和支持。在公众舆论的影响下，出于对俄国单独解决希腊问题的担心，1823年新上任的英国首相坎宁宣布希腊为交战一方。1824年又给希腊起义军一笔财政援助。英国的举动促使俄国采取积极干预的政策。
    1825年12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驾崩，尼古拉一世即位。外交大臣理谢尔罗迭伯爵建议沙皇支持希腊，借希腊起义之机，敦促土耳其解决塞尔维亚和两公国问题。俄国把军队集结于摩尔多瓦，并向土耳其发出六周时间解决塞尔维亚和两公国所有问题的最后通牒。1826年10月7日，土耳其被迫接受了俄国提出的阿克尔曼协定。该协定的第五条规定，土耳其答应履行布加勒斯特和约中有关“塞尔维亚国家”的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