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封建社会手工业生产中都存在行会组织，但由于历史条件不同，中西行会之间存在差异。研究这些差异，不仅有助于深入探讨中西封建社会的各自特征，而且有助于认识封建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中西封建行会的差异表现在许多方面，这里仅就其主要方面作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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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封建行会在对待外来者的加入问题上表现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中国封建行会具有接纳性特点，西欧封建行会具有排外性特征。这些不同特性的形成与中西封建城市不同的对外政策有密切关系。
    中国封建城市的大门对外始终是敞开的，这一方面表现为中国历朝政府常常将数以万计的人口特别是工匠迁入首都以及其它较大城市；一方面表现为乡村人口几无间断的自发的迁入。对此，已有学者作过系统的考察[（1）]，这里无须论列。只是需要指出，中国城市大门的对外洞开现象必须与中国独特的中央集权专制政体联系起来理解。中国在两千余年的封建史上基本上是一个闭锁的专制帝国，虽不排除对外曾有短暂的开放与交流，但基于半封闭大陆性地理环境所形成的比较完备的“隔绝机制”[（2）]，基本上维持闭锁状态。然而这个闭锁的帝国决不是若干闭锁区域的简单相加或组合，恰恰相反，专制政体在对外实施封闭的同时，却勒令帝国内部的各政治单位对外实施开放，因为只有这样，帝国的各种政令才能得到贯彻执行，专制的特性才能够得到充分体现。
    西欧不同，城市在其建立初期曾有短暂的自由定居阶段。但当定居发展到一定规模，特别是在城市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自治，成为一个居民共同体的时候，城市便很快转向“封闭”或“排他”[（3）]。威尼斯市议会自1297年起便不再接纳新成员，而在此之前，它已确立了完全和部分的两种市民权。后者的申请条件之一是在威尼斯住满15年，而前者则需20年[（4）]。16世纪的马赛也有类似规定，市民资格的获得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住满15年，拥有不动产，娶本地女子为妻。”[（5）]而不符合这些条件者占居民的大多数，都被视为非马赛公民。正因为如此，皮雷纳指出：“城市小心翼翼地将自己在城内享有的自由给自己保留着。周围的农民对它来说似乎丝毫不是同乡。它只想到剥削他们以图利。它竭尽全力地防止农民从事由它垄断的工业生产……”[（6）]
    西欧封建城市的封闭或排他性也必须与西欧独特的封建结构结合起来思考。在查理帝国分裂之后和民族国家形成之前，各国国王既不能一统天下，也不能建立君主专制政体，公权衰微，私权林立，形成了迥异中国的封建结构。便是英国，虽因王权强大而有别于大陆，封建主也时时表现出独立的倾向。在这种长期割据的恶劣环境里，城市必须找到适合自己存在的方式，而基于特定的历史条件，这种方式只能仿照封建主去做，即把自己的领地变成封建国家的独立单位。而一旦获得了自由自治，城市都会成为一个统一的利益集团，又基于交换有限、市场狭窄、消费低下等自然经济的特性，任何外来者的加入都意味着对集团成员切身利益的分享。外来者越多，他们所享有的份额就越小。正是基于此，西欧封建城市在建立后不久便将其大门关闭从而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社会。
    城市是全城市民的共同体，而行会是工商业各行成员的共同体，二者的关系犹如母体与婴孩，婴孩出世后必然遗传有母体的特征，所以，中国封建行会表现出开放接纳性特点，而西欧则表现为封闭排他性特征。
    中国封建行会的接纳性特点是指行会组织对外来同行业者的迁入没有或很少限制，甚至来者不拒。这首先表现在行规对于入行者的态度上。例如籍贯问题，在西欧是入行者能否入行的重要条件[（7）]，但在中国，并不构成对外籍入行者的限制。不仅如此，许多行业甚至明文规定外地人与土著一视同仁。苏州梳妆业公所章程即规定入行者的加入费，外地与土著同等，都是“七折大钱二十两”[（8）]。既然行规对于外籍入行者没有限制，行会的接纳性便必然进一步表现为外乡人在城市工商诸行中逐渐形成势力，并可能在某些城市取得优势。隋唐两朝，作为工商业中心的城市即已初步形成“五方商贾，辐辏云集”的景象。唐代的两京，各各“招致商旅，珍奇山积”，各地商客、估客可以自由进出。广州、扬州甚至寄居着许多“贾胡”[（9）]。至明清，京都更是“万国梯航，鳞次毕集”，“市肆贸迁皆四远之货；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10）]。
    外乡从业人员的不断增加一方面导致明清城市居民主客比例的巨大变化。在苏州，开业的工商诸行大多是外乡人。数以万计的踹匠都来自江宁所属各县，而踹匠的雇主又都是徽州布商。绸缎铺的主人大都是浙江人，蜡烛、煤炭的店主都是绍兴人，而纸行的老板则属浙南各县[（11）]。在杭州，“所有的木匠、木刻家、装饰家、细木工和药材商都来自宁波；茶商和布商、盐商以及客栈老板来自安徽；瓷器商来自江西；……”[（12）]。在天津卫，“土著居民，凋零殆尽，其比闾而居者，率多流寓之人”。在扬州，“新安贾最盛，关陕、山西、江西次之，土著什一而已。”在淮安，“水陆之街，四方辐辏，百工居肆，倍于土著”[（13）]。另据施坚雅所引资料，在明代，临清居民9/10为惠州商人；扬州主客之比为1∶20；杭州人口9/10来自外地[（14）]。另一方面引起了主客经济关系的变化。在许多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外籍工商人员控制了大部分有利可图的部门，并时时将土著开设的店铺挤垮而独擅其利[（15）]。这些都是西方城市不曾存在或虽有表现但很不显著的现象。
    在行会接纳性的重要作用下而产生的人口流动可称为自然流动。人口的自然流动可以缓和甚至避免地区间的技术不均，促成良好的竞争环境，优化技术布局。竞争中的失败者或虽有较高技术却不适合特定地区的消费特点和经济发展需求的人们必须流转到那些技术薄弱、经济落后或能够发挥自己技术特长的城市，这本身即是技术的流布。流布的结果，必然促成技术布局的优化。而所谓工业近代化，其内涵之一，即指这种技术传播和布局的合理化。单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封建行会的存在非但不会阻碍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实现，恰恰为它的实现创造着条件。
    与中国不同，西方封建行会不仅排斥外地人，而且排斥本地人入会，这在行会规章中有突出的表现。13世纪巴黎羊毛织工行会章程规定：“如果没有从国王（处）购得手工业执照，任何人不得在巴黎做羊毛织工。”“如果自己没有从事手工业的本领，如果又不是匠师的儿子，任何羊毛织工及任何其他人，在巴黎地方的界限内，不得拥有作坊。”[（16）]有的行会章程歧视农奴，禁止其入会，有的固定会员人数[（17）]，拒绝任何人加入，有的则规定学徒的籍贯必须是本地人[（18）]。随着时间的推移，行会的排他性日益严重，14世纪以后，行会对外几乎将大门完全关闭了，史学界通常称之为“关门主义”。这时会员资格被限制在匠师亲属范围内，不仅行会之外的熟练工人不得入会，即使行会之内与匠师没有血缘关系的帮工、学徒也被堵塞了晋升的道路。成为永久的帮工、永久的学徒。刘启戈先生列举了这一时期行会阻止外来者入会和帮工晋升的一些做法，其中几种很说明问题：提高入会费用，使普通帮工无力缴纳；提高“匠师作”成本（资产标准），使入会者无力负担；审查入会者三代祖先是否为本城居民或自由人；规定所收学徒将来不能成为独立店主[（19）]。商人公会章程也表达了类似的精神，甚至规定对那些已经入会但不合条件者予以开除。英国“林城圣三一基尔特常例与习惯”第五款规定：“如因长老及众会员不知实情，已被接纳入会者，则一经查明并合法证实后，此人即应丧失基尔特会籍。”[（20）]
    行会的排外性必然限制人口的自然流动，这在城市之间，尤其在城乡之间，表现十分显著。西欧在14世纪以前很少有超过5万人口的城市；15世纪以前则极少有达到10万人口的城市[（21）]。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行会的排他性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前文说城市关闭大门并非指禁止农民进城办事。农民可以进城，甚至可以长期居住，但行会的排外性使他们难以谋生，所以大多数又不得不重新回到乡下[（22）]。正因为如此，在英国政府工商业政策召唤下来到英国的佛兰德尔纺织工匠不得不定居在西部广大的农村地区，或虽居城市必须受到国王的特别保护[（23）]。也正因为如此，13世纪末14世纪初农村出现“人口过剩”时，城市人口较前并未显著增长。如果说15世纪以前因人口统计资料缺乏，行会的排他性对人口自然流动的阻碍作用还看得不够清楚，那么，15世纪特别是16世纪以后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则可从反面证明我们的论点。这里选择伦敦、阿姆斯特丹和巴黎几个城市作为分析对象[（24）]：
    从表中可以看到，伦敦自1400年以来，人口平均以每50年11.3万的速度增长，增长率为88%；阿姆斯特丹自1500年以来以4万多的速度增长，增长率为101%；巴黎因资料缺乏，只能从1600年算起，增长额为10万以上，增长率为33%。那么，英、荷、法城乡人口总增长情况如何呢[（25）]？
    由以上两表比较可见，伦敦每50年的平均增长率是英国决增长率的8倍；阿姆斯特丹是荷兰的4.1倍，而巴黎则是法国的3.3倍，这些城市何以出现如此高的人口增长速度？原因同样是多方面的，其中行会的解体肯定起了重要作用。行会的解体不仅意味着行会的排他性消失，禁律洞开，而且使行会作为生产、贸易的组织本身开始广揽人才、扩大生产规模、向手工工场转化。此前，行会章程一般规定一个师傅招收一名帮工和一名学徒，但现在不同了。16世纪中叶，伦敦一般匠师可拥有4名帮工，同时招收2、3名学徒和2、3名仆人[（26）]。诺威奇、约克和考文垂分别于1496、1519和1524年规定，工匠可以无限量招收学徒[（27）]。考文垂1550年招收学徒仅34人，而在1640-1649年间招收的学徒激增为188名。再看16世纪的伦敦，街头挤满了失地农民、寻找工作的帮工、学徒和手工业者。而就构成成份而言，这时的“伦敦居民……是由英国各地居民组成的”[（28）]。而这些外地人已经或正在为这里日益发展的工商业所吸收。
    但这一时期西欧城市的人口变化并不都象伦敦、阿姆斯特丹和巴黎一样，有些城市出现了停滞甚至下降趋势，例如英国的约克、考文垂和莱斯特[（29）]。这些现象是否与我们的论点相矛盾呢？回答是否定的。那些手艺人和小商人所以能够和敢于离开自己世代居住的城市是因为可以找到更好的生活生产条件，这恰恰是行会解体的结果，它一方面使匠师们摆脱了故乡行会的种种羁绊；另一方面又为他们客居他乡创造了条件。
    我们并不否认西欧在15世纪以前也存在中国那样农民自然入城导致城市人口增长的现象，但肯定地说，这没有中国突出。可以认为，中国因行会的接纳性特点，乡下人入城导致城市人口呈持续加快增长状态，而西方则因行会的排外性而长期不绝如缕。大体说来，在城市兴起之初，城市人口有过短暂的快速增长，但旋陷入长期缓慢甚至有时无别于停滞的状态。迨至中世纪晚期，由于生产方式的变革，行会组织已显过时，人口复现迅速增长甚至激增之势。
    西欧封建行会的排外性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是十分显著的，它阻碍了人口的自然流动，限制了技术的传播交流，影响了技术分布的合理趋向。人口难于流动就难于形成竞争环境，而缺乏竞争便不会有真正的技术流布。所以与中国不同，西欧中世纪的技术多半是较小范围内的土生土长，而土生土长的技术在缺乏外部竞争的条件下很容易造成垄断，这又必然进一步限制技术流布，影响技术布局的优化。这样说并非否认西欧也存在技术交流。但如果有比较合理的竞争和比较合理的技术布局，西欧工业革命的晨钟或许鸣响得更早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