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本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研究，其成就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给“现代”、“现代化”以科学定位
    研究现代化首先需要明确何为“现代”，因为“以现代化字面而论，必有一形成之现代，而后从而化之”（孟森语）。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现代”以及“现代化”众说纷纭：有的认为现代即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或者干脆以现代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同义语，从而将现代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化；有的持完全相反的意见，把“现代”定位为资本主义走向没落腐朽的时代，从而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称得上现代化；还有人以“现代”为不定之名，向前向后都可以无限延伸；“三代为古则汉为今，魏晋为古则唐宋为今”，“现代”与“非现代”的区分完全是相对意义上的。这样一来，“现代化”一词的内涵便无法界定，实际上变得毫无意义，更难以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罗荣渠教授在他的两部现代化研究专著中，首先指出了“现代”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范畴，具有时间尺度和价值尺度（时代精神与特征）两层含义。他给“现代”的定位是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以来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心内容或特征，是在现代生产力引导下人类社会从农业世界向现代工业世界的过渡。“现代”即“发达的工业文明”这一人类历史上的特定阶段。追寻工业文明，是“现代化”作为全球性历史进程的共同特征；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道路，则可以因其传统因素的作用、社会改革和经济技术改造的方式等方面的差别，而有各自的特点。这样按生产力变革定义“现代”和“现代化”，将它与资本主义剥离开来，不仅打破了把现代西方社会作为超时空的现代化范式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其他各种史学观念，而且对于历史与现实中存在的不同现代化道路、现代化模式，都有强大的解释能力。李怀印先生在他对中国现代化的论述中，也首先辨析了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他指出，在工业革命到来之前，资本主义曾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工场手工业阶段，工场手工业型资本主义不仅不能引发经济现代化而且甚至自身难保。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关键变量”角色的，是现代科学技术及其在生产领域的应用，而不是其他因素（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50页）。吴承明先生则根据“导致中国近代化的经济活动在鸦片战争前已经开始”的史实，从另一个角度指出了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一个社会走向近代化的经济条件，诸如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等，并非完全属于资本主义范畴”（《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10页）。
    （二）确立现代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80年代中期，围绕“中国近代史发展的主线”曾经发生过热烈的讨论。在此之后，许多研究者开始尝试突破单线式的思维和研究方式，如章开沅先生所说，“从固有的‘线索’、‘分期’、‘高潮’、‘事件’等空泛化格局中解脱出来，认真研究中国走出中世纪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曲折而又复杂的历史过程，现代化的主要载体及其如何产生、演变，以及它的活动空间与活动方式等等”（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序言，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关于现代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是罗荣渠先生在他生命最后十年的开拓与探索中用力最勤的一个问题。他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力图在史学研究中正本清源，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罗荣渠教授的《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书，对有关现代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与历史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涉及问题在国内外均属学术前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具体内容看，本书至少取得了三方面的突破：
    1.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方面，探讨了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提出了以生产力为中轴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与“中轴原理”，这对于我们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起了重要作用。
    2.在现代化理论方面，突破了西方社会学的非历史的现代化理论，从宏观史学角度探讨了现代化的实质是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全球转变过程，对此总趋势进行了历史论证，并运用多学科方法建立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宏观理论架构，提出了编写世界史的新思路。
    3.在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方面，突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学框架，提出了关于中国社会变革的新思路，对现代化思潮演变的研究，填补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空白。
    在《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些思想被具体化并有新的发展。例如，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有关近百年中国大变革的一些理论问题》等篇章中，罗先生以“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为指导，反复论述了中国近代变革中四大趋势（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交织和三种基本矛盾（侵略与反侵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小农／手工业结合的生产方式，现代工业--商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矛盾）重叠而体现出来的复杂性，强调鸦片战争迄今中国巨变的大过程包含着许多趋向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的分过程，其中最主要的是：（1）当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之际，在“王朝循环”模式支配下的清帝国末代统治正处于自身已经无力摆脱的内部体制性危机。这一过程或趋势被称为“衰败化”；（2）西方的入侵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方向，使清朝的衰败未能走向另一次王朝更替，并将中国强行纳入扩张中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是“半边缘化（即半殖民地化）”；（3）在“衰败化”和“半边缘化”两种趋势冲击下，中国人民被迫起而反抗，走向“革命化”，从辛亥革命到解放战争，历次革命都充当了推动现代中国变革的加速器；（4）第四个过程或趋势是“现代化”亦即引进现代生产方式后中国发生的深刻社会革命。中国的现代化与日本明治维新几乎同时发生，其间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模式转换：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在旧王朝体制下的“自强”和变法都未成其功，改革的失败导致革命，这是第一次发展模式转换。但随辛亥革命而来的是近四十年的大动荡，是半边缘化与革命化继续同步发展。国家的实效统治断裂，使得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经济发展，而是共和体制下的国家重建（State-building）。1949年革命胜利带来了发展模式的一次全面大转换：近百年的内部衰败化与半边缘化到此结束，第一次实现了国家的高度政治统一与社会稳定。中国开始走上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最后，1979年以来发生了第三次模式转换，这是一次特殊的体制内的改革。改革与探索仍在进行之中，但将近二十年的经济持续高增长已经和正在引起世人瞩目。与三次大的发展模式转换相对应，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也经历了从朦胧的“富强”价值观到“西化”价值观再到“苏式社会主义”价值观，最后达到现代发展价值观这样四个阶段的发展演变。其中，第一次发展变化都包括了对其前者的部分否定，或否定之否定。